吕澎

严肃的游戏

近日，《新周刊》高调发布了当代艺术榜单——包括各种“最”的“中国当代艺术价值榜”。

一如吕澎当年气势浩荡实质饱受诟病的“改造历史”演绎自身的游戏潜规则一样，吕澎以“我认为只会放放烟火并不叫艺术”的理由将蔡国强排除在展览之外。《新周刊》评选出“十大最有价值艺术家”，为了彰显其价值榜的“学术性”，周刊请“最具价值策展人”高名潞梳理“中国当代艺术15年的价值变迁”，文章罗嗦冗长。高名潞在对中国艺术生态“江湖与官场互媚，艺术和资本共谋”大肆批判同时，大谈陈腐的“公寓艺术”和虚幻的“意派”，在文章数典自己曾经的功劳。

《新周刊》这场“规则不明的游戏”惹恼了吕澎，因为，“在如此一个游戏榜单里，缺少了王广义就意味着游戏的操作方太草率、太不严肃、太不负责”，后果很严重，以致于他“决定不接受《新周刊》的邀请”。随之，批评家朱其站出来辩解，“使政治肤浅化”的中国波普应当被逐出。在大肆批判了中国波普运动的肤浅和无力之后，他推出一位“要比王广义深刻得多”的艺术家包泡(恕我太无知，从未听过这位大人物)。

又是一场批评家之间的口舌之争，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中国艺术批评是什么?是关系，是利益。

艺术圈的确很混乱，为什么呢?当代艺术的操盘手和背后的操纵者关注的只是艺术界的浮光掠影，他们关注的是从艺术中诞生的权、钱，但这部分人却控制着目前的艺术话语权。在当代艺术媒体、艺术批评和艺术经营者中真正关心艺术行业本身发展和前景的人微乎其微，他们关注的不是艺术史，更不是艺术作品。

实际上，自从艺术市场化以来，艺术批评就丧失其客观性、公正性和独立性，真正秉承言论客观公正的批评家少之又少，大都沦为商业链条上的“御用文人”，“按字收费”成为这行的潜规则，不同的艺术家、商人、批评家……形成各自的利益链。批评家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持这一链条的商业化运作，维护既得利益，产生更大效益，从而牟取更大利益。

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一行之所以混乱，“外行做内行的事”是其症状所在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类批评家则是部分借用古代或者西方的文艺理论，利用晦涩难懂的语言和牵强附会的表述，撰写一些空泛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所谓的研讨会，也大多是一帮所谓的“评论家”人胡扯海拉的空泛之谈，甚至出现一些专门为某个艺术家举办的“吹捧大会”。急于给艺术家挂上各种头衔和封号，给艺术史定论，然而，不要说100年之后，就是在50年之后、30年之后、10年之后、5年之后，谁还能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还能留在艺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