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次“超有机”所展作品《帝国边界Ⅰ》，陈界仁先生亦作出了阐释。由于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的原因，将台湾当成其归属地，美国人进台湾免签证，而台湾进美国有麻烦。同样的，大陆人去美国很困难，而台湾人去大陆也有麻烦。一样是签证问题，而两岸的状况却不一样。由于陈界仁当时要参加纽奥尔良双年展（回应卡崔娜风灾），需要续签5年即将到期的美国签证，意外地因为错填一个选项而被训斥有偷渡的嫌疑。这种微小的事件体现出区域的不对等和从属意识却无法被媒体正面公开，因此他决定不再去美国并发展作品。他建立了一个部落格，让大众匿名说话，最后让剧场演员重现虚构的不可公开的签证现场。除此之外，他进行反身自省，邀请8个大陆配偶讲述自己在台湾经历的不公平遭遇。《帝国边界Ⅱ——西方公司》作品中的西方公司是过去在台CIA的名称，1950年寒战爆发，为建立反动防线，美国与国民党合作成立西方公司，并训练突击队突击中国大陆沿海。他强调“公司”两字，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台湾的经济起飞亦与之相关。而陈界仁先生的父亲则是参加“反动救国军”的一员，留下这些件东西：半虚构的自传，一本空白相簿，一件军服。该影像虚构父亲的儿子阅读这些文件，穿上父亲的军服，重回西方公司。他意图把那种美国援助台湾的历史叙述方式重新解码，反思这些士兵注定被牺牲，成为国家机器的棋子的事实。最后讲述的作品是《自我盗版——乐捐计划》，即将自己的影像作品盗版，通过画廊等卖给观众，而所得的钱转交给在地的弱势团体。

尹院长在听过陈界仁先生的讲述后，想起自己曾与台湾艺术家谢德庆的长谈。谢德庆表示自己对艺术没有兴趣，而对人有多少可能性、人的思维更感兴趣。尹院长抛出同样的问题给陈界仁：是不是对传统美学的东西不感兴趣？而是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等生存经历很关注？

陈界仁先生表示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对艺术的定义不同。他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断裂也是一个艺术课题，并非说传统的美学并没有用，而是这种美学作用是动态的。比如他的凌迟的作品中暴露出的被挖开的胸口让他联想到《内经图》，这种关于身体的东西有内在的联系。作品与传统也有着微细的连结，包括影像中出现的圆明园废墟等。对他来说，艺术的定义是很宽的，但他觉得美学也与人的生活连结而不应被割裂。他说，他恰恰是因为关心生命，才关注艺术。因为语言有着表达的缺陷，而艺术是“无章法的知识”。艺术家创作作品只是艺术的一部分，它还等待着史学家、批评家进行再创造。

尹院长也认为艺术需要解决的更多的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而非仅仅局限于艺术本身。谈及个人所进行的艺术批评，他表示感同身受。在中国大陆，经常进行“现实主义”的分类，由于陈界仁先生的作品来源于现实，很容易落入这样的讲述，尽管制造的是虚拟情景。在中国大陆，台湾更多以政治化的形象出现，或以旅游的概念存在，而没有统一的亚洲观。他提问，陈界仁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自传性，对台湾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感受，那么对于大陆的问题有何反思？

陈界仁先生表示自己所述也只能是片段以及个人表面经验。他认为不是我们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我们。比如说台湾有多种主权状况，在美国法律上隶属美国，在中国大陆法律上隶属中国，生命是被政治的。作为外部的人来看大陆，他有几个困惑，如1978年经济改革他可以理解，但他认为以前的革命遗产也丧失了。又如城市建筑：北京，其实并不是一个适于居住的空间，是个很失败的城市规划。

对话的最后，尹院长邀请在场的观众进行提问。在场观众对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创伤的心理学问题、作品照片的考证问题、“断裂”议题等进行发问，可见考虑得切中要点。值得一提的是，陈界仁先生特别对台北北美馆举办蔡国强展览一事作出回应，他说，他并不是对蔡国强的艺术作品有所批评或有其它言论，这个事是一个知识化生产的问题。他认为，台湾美术馆应当回到本位，而不是做简单化的两岸交流。挑选有名气的艺术家做展览还与画廊合作，为的是增加参观人数的数字，而这个数字被党派利用为政绩的一部分。然而，艺术家表达的这个问题被媒体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错误地描述成台湾文化保护主义甚至是台独意识。

由于时间的限制，讲座只能在意犹未尽中结束。两岸艺术家、学者之间需要讨论的东西还有很多，除了直接的对话形式之外，观众还可以在接下来的超有机展览中细细体味。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