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斐《人民城寨的诞生》2009，录像，彩色

民生现代美术馆9月9日至11月27日将为观众呈现从1988年中国第一件录像问世以来至今20多年的50多位艺术家的70多件作品。这是该美术馆继2010年的开馆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o绘画篇》之第二个回顾性展览。将影像单列出来进行回顾性展览，在中国尚属首例。此前，该美术馆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张培力举办了回顾展，展出了艺术家各个阶段重要的影像艺术作品——当然包括1988年的《30×30》。而在这个轰动性的个展之前，民生携手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展示了从巴黎运过来的20多件影像典藏精品，目前该展览在台北当代美术馆展出。一年来系列的影像艺术展览，暗示了民生对这个在中国还非常年轻的艺术种类的支持，而其对影像艺术展览的选择与策划，也凸显了他的国际取向。希望民生对影像艺术的支持，能够让这个看上去很美好的艺术种类，逐渐给力。同时，在展览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国内外优秀影像作品，还有活生生的对比，从作品到作品，从观念到观念。

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剧烈震荡，民权运动、垮掉派诗歌、激进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等为艺术变革提供了情绪、观念背景。在那个充满着反叛的年代，街头表演成为艺术家们新的表达方式。民生现代美术馆在2011年第一个展览《其他房间》中的作品《巴赫吹口哨》，就是曾经历过这段激情时期的女艺术家安德莉安o派普尔。然而“录像艺术在中国却是在与社会环境无甚关联甚至是脱节的情境中，从一部分个人的偏好，偶然的际遇中零星地、僻静地生长起来的”，“他们(艺术家)一开始就将录像当作个人体验的一种新手段，并赋予它一种美学上的价值”。

六十年代电视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力，作为当时最有力量的媒介，完全由政府和媒体大亨们把持。媒体理论家们对此批评不已，各种对抗此起彼伏。然而麦克o卢汉却认为，新出现的技术(电视)不仅将会改变人类意识，也会有利于社会变革。麦克o卢汉的确具有非同寻常的预见性，比如他的地球村理论，现在看来颇有预言家的感觉——即使媒介并没有让社会变革有什么很大的突破，不过从推特、facebook和微博来看，新的媒介确实促进了社会发展。

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早期录像艺术家们之所以对录像有着狂热激情，是因为“它有着未开发的美学潜能，可以成为个人表达的有力工具”。由此，录像最初成为记录现场行为的工具。比如布鲁斯o诺曼的《在工作室里跺脚》就是行为艺术的记录，艺术家沿着一个圆圈不断移动自己的身体，持续了60分钟——一盘录像带的时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早期录像艺术没有过多的后期，因为难于编辑，艺术家们干脆就用录像带本身的时间等同作品时间。

中国最早的录像艺术作品是杭州“池社”的张培力创作的《30×30》，无独有偶，这件作品持续了180分钟，正好是录像带的时长。在这三小时内，记录了艺术家不断摔碎粘合镜子的过程。这与当年布鲁斯o诺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培力曾经告诉记者，录像带有三小时，所以他做了三小时。其实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接触到任何西方的录像艺术作品——即使在80年代后期，西方的录像艺术已是繁荣景象。

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哪怕是录像艺术刚刚出现，作品本身还是在不断的尝试阶段，更谈不上市场。事实上，录像艺术市场在西方真正的繁荣也是在90年代以后。60年代末期，利奥o卡斯底里就开始支持艺术家创作录像作品，他甚至购买录像设备，给予艺术家们帮助，并出版了第一部关于录像艺术的画册，收录了最早从事录像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作品，并将这些作品租借给其他画廊、博物馆和艺术机构，扩大有关录像艺术的传播。而张培力以及最早从事录像艺术创作的邱志杰等等，并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他们更多是依靠个人力量来推动中国录像艺术的发展，当然不存在画廊支持，更别说类似机构或者基金会了。1970年，纽约州立艺术委员会将录像作为资助的艺术类别，为个人、艺术中心和媒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后，许多非盈利的媒体中心陆续如雨后春笋，为录像艺术发展建立了良好平台。同时，还有一些非盈利的画廊展出非商业艺术形式作品，其中很大部分是录像艺术——还未在主流画廊获得认可的艺术形式有了更为广阔的展示天地。由此，录像作品在各种场地的展览与推广，如美术馆、画廊、机构甚或是社区，为这种新兴艺术形式提供了丰富的推广机会。但是，由于录像很容易被大批量复制，在8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私人藏家购买录像作品。真正对录像作品有购买行为的只有蓬皮杜中心、美国大都会现代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在未形成市场之前，中国很难会有机构、画廊无偿支持艺术家们的创作。95年以后，随着录像作品的创作逐渐增多，展览也随之丰富起来，此时国外的批评家和策展人也有机会到中国探寻，并肯定了中国录像艺术作品，带入到西方，参加各类展览与艺术节，获得普遍承认。纽约MoMA的芭芭拉o兰登97年到中国旅行，“发现”了张培力，并促成MoMA收藏了张培力的两件作品。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此时，从某个方面来说，是欧美的美术馆或者批评家、策展人推动了中国当代录像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中国没有一家机构对录像艺术作品感兴趣，也少有私人收藏家会购买可以复制的作品——对比欧美的公共艺术机构，包括美术馆、非盈利艺术中心以及非盈利艺术委员会(比如英国文化基金会旗下的艺术委员会)在这个市场红火之前，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录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