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沈语冰

翻译与中国当代艺术：近30年外国美术史研究检视

一、美术文献翻译的重要性

翻译是国际交往中的必经程序。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直接运用对方语言（或第三国语言）进行无障碍交流前，翻译又是最重要的途径。此外，即使在口语交往中不存在任何障碍，书面文献的翻译也仍然是跨文化交流中的重大举措，因为翻译是文献积累和学术研究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中国文明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像唐代就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国际水准的时期，也是翻译文献最多的时期之一。那些翻译文献不仅仅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精神，甚至影响了汉语的表达方式。譬如佛经的翻译，就改变了中国经典深奥的古文传统，用更为简洁醒豁的白话文表达，更适合普通人持颂、研读。到了晚清，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进行大量翻译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民国。在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西方丰富的科学、文学、哲学、艺术、宗教著作都被翻译过来，掀起了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高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再一次见证了翻译文献的重大作用，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然而，与外国文学、西方哲学等成熟的学科相比，我国的外国美术史的翻译和研究是相当落后的。提到外国文学和西方哲学，我们立刻就能想起朱生豪、郭沫若、冰心、傅雷、杨宪益、钱锺书、杨绛、冯亦代、冯至、李健吾、草婴、汝龙、王道乾、郝运、杨周翰、罗念生、陈康、贺麟、朱光潜、宗白华、熊伟……等等等等，还有更多更为晚近的翻译大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相比之下，在外国美术史领域，近代的除了滕固，当代的除了范景中，我想不起还有哪些可以与上面提到的人相提并论的学者和翻译家。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外国美术史研究是一片空白，但是，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所达到的境界上，外国美术史似乎都无法跟其他学科相媲美。相反，自从美术史学科在德奥大学正式建立起，两百多年过去了，欧美出现了大量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且不说早期的那些大师，就是20世纪前后起，直到当代，就已经产生了李格尔、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等为整个人文学科带来光荣的艺术史家，又产生了罗杰•弗莱、迈耶•夏皮罗、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列奥•施坦伯格等等杰出的艺术批评家。然而，在国内，除了贡布里希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尚算系统外，我们对其他人研究和翻译，都还称不上全面而深入。

二、30年翻译历程回顾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中叶，以范景中先生为代表的外国美术史学者，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外国美术史著作的翻译工作。西方著名美术史家贡布里希的主要著作，基本上已经译成中文。这项翻译工作的系统性、持久性，及其规模之宏大，译文水准之高，几乎改变了国人对美术史这一学科的成见，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美术史界而达于一般人文学界，甚至于科学界。

在同期或稍后，潘耀昌、陈平等人开始较为系统地翻译沃尔夫林的著作。最近几年，陈平又主编“美术史里程碑”译丛，系统地翻译和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经典。80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主办、范景中主编的《美术译丛》还较为系统地介绍和翻译西方重要美术史家的著作，其中包括维也纳学派、潘诺夫斯基、迈耶•夏皮罗等人，影响深远。

当国美开始大规模的美术史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时，央美以《美术研究》和《世界美术》为阵地，也开展了西方现当代艺术研究的介绍和翻译工作。与国美侧重传统美术史论的研究不同，以邵大箴、易英为主的央美则将重点放在外国现当代艺术运动、代表艺术家及理论家、批评家的介绍上。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着眼，国美派抓住了美术史学科的制高点，拥有高屋建瓴的优势；但是，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着眼，央美派不啻走了一条捷径。

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美术史论与现当代艺术研究的翻译进程几乎中断了。其后，虽然有一些零星的译著面世，但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均有所下降。直到新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南艺的常宁生教授以及本人的主持下，外国美术史与现当代艺术研究的翻译工作才略有起色。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像王春辰等新生代研究者和翻译者，切入当代艺术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当代艺术可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