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外国美术史（特别是现当代艺术研究）领域的翻译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问题之一是缺少文献目录学的训练，译者本人的研究不够深入，致使我们翻译了大量不必要翻译的二流书籍或一般性导论。我们确实翻译过不少著作，但稍微留意一下便可发现，书店或网上到处都是入门普及类的书籍，其原著多为Introduction to或General History of之类的书。这些相对简单的介绍类著作，或通史类著作，随着我国学者和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大多都可以直接阅读原版，因此没有必要译成中文。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了一个学科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或者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仅要细读原文，还要把它翻译成中文。但是，恰恰是这类经典著作，常常越出我们的视野之外，致使我们的外国当现代艺术研究常常停留在泛泛介绍或一般通史的水平上，系统且深入的专题研究似乎还谈不上。

问题之二是译者或者缺乏专业知识，或者外文不够好，或者中文素养太差，致使高质量的译本如凤毛麟角，十分罕见。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到两种语言背后的整个思想文化的系统转换。翻译不可避免地涉及广泛的知识面，包括基本学养、外语素养、翻译的专业技能、专业知识背景、更有母语本身的修养等等，所以要求是全方位的。我提倡“研究性翻译”，宗旨便是完善美术史和现当代艺术研究中的翻译工作。因为翻译不仅要涉及作者的背景，学术史的上下文，涉及对作者思想的宏观把握，更涉及到如何使原作与中国的语境相衔接，还要注意原作在中文语境中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的可能性，将误读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些都是翻译者需要考虑到的，所以，翻译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研究者。

四、改进的措施

第一是要建立外国美术史中的现当代艺术研究文献的基本目录。这一工作极其重要，但同样也极其艰难，因为国外研究现当代艺术的文献浩如烟海，不经过一个长期摸索和浸淫其中的过程，很难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除了不间断的探索，向国外同行请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在建立这一基本目录的过程中，本人就向多位国外同行请教过那些口碑好、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将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艺术研究划分为20个类目（大致相当于20个流派或方法论），然后确定每一个类目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最后确定这位作家值得翻译的代表性经典。（20个类目附后）

第二是培养翻译人才。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方案，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翻译和口译能力，使他们既能在快速阅读专业文献的基础上，将他们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必需阅读的核心文献翻译成中文，又能在关于当代艺术的国际交往中自如地运用外语与国外专家进行交流。目前我所在的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在我名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有四人，他们将分别完成对迈克尔•弗雷德、罗莎琳•克劳斯、米歇尔•莱雅和托马斯•克罗的研究，但首先他们将各自翻译其中一位学者的代表作，作为其完成博士论文的基础。

第三是倡导“研究性翻译”。 翻译是一个创造性解释的过程，是两种知识版块的“地壳运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性问题。翻译不仅仅涉及到语言转换，更是一个了解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的过程。翻译又是最好的细读，涉及到创造性的转换。经典著作是值得反复研究和推敲的，只有通过翻译的创造性转换，才能让它们融入到我们的本土文化和血脉中来。

以我本人的翻译和研究为例。在我从事外国现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理论的研究时，我首先注意到了罗杰•弗莱。罗杰•弗莱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之一，他是形式主义美学流派的开创者，在西方美术史和批评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则是弗莱晚年的作品，是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也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总结，一份遗嘱。他的一位好友、意识流小说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曾经评论过这部著作，认为“《塞尚》是罗杰最伟大的作品”。原作翻译成中文后只有6万字，而我为它所做的注释和研究性导论以及附录，加起来达到了20万字。这样一来，我做的就不仅是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对罗杰•弗莱在西方美术史和批评史上的贡献做了定位，阐述了他的主要思想和方法，以及他对西方后来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影响，因此算得上是对他的全方位研究。

我第一次接触到弗莱，是2001-2002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在此后的两年内，我完成了《20世纪艺术批评》的写作，2003年10月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本书是我对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的一个概览，或者说勾勒了一个初步的轮廓，是我未完成的草图。在这本书里面，我除了把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纳入到艺术现代性问题的总体理论框架外，还选择了西方最有影响的10大批评家，分别对他们做了初步的介绍、梳理和评论。比如第一章，我写的就是《罗杰•弗莱和他的形式主义批评》，只用了3万字，只能做一个最基本的介绍和勾勒，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2003年以后我就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扩充、深化、细化。我首先翻译了罗杰•弗莱的两本著作——《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弗莱艺术批评文选》——写了关于他的大约20万字的研究性文字，大大深化了我对罗杰•弗莱的理解，对他思想的把握也更为精确。然后，我接着做的就是格林伯格。他是20世纪中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我翻译了他的代表作——《艺术与文化》——现在正在写关于他的一本研究性专著。格林伯格之后，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又有大量优秀的艺术史家和批评大家出现。过去，这些基本上都不在我国外国美术史研究的范围内。现在，我正在主编一套“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试图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西方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批评家的代表作，以此来完善我国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理解。

我认为，学术的目的是求真，翻译、研究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返回到我们文化的源头求取真经是一个途径，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向外来文化和文明取经；第二，对外国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了解也能够促进对中国自身的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的研究。现在，中国文明更多的还是与西方文明做比较，西方文明是我们的自我理解的参照系。但是，比较和学习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抄，或者挪用别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着力于去看西方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在什么样的问题情境中产生的，我们能从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从而获得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就是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而翻译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最重要环节；没有优秀的翻译工作，我们的视野就无法打开，就会在低水平的重复中安逸地死去。而且，学术研究虽然不能直接影响艺术创作，但是，学术研究作为艺术生态的一部分，势必会间接影响我国的艺术实践。一个没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的国度，能产生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编辑：张长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