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钦忠：讲到最后可讲的越来越少了，上一次在广州开李邦耀画展的研讨会，黄专的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现在的艺术家做展览想不成功很难，一开展览都成功，一片叫好声。能不参加这种研讨会，是一种幸运。我和薛松是老朋友。我不希望薛松的研讨会是这样的假象。王林刚才已开了个好头。我的发言一半是叫好声，一半是批评声。

首先，想讲一点祝贺。我觉得薛松在他2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事物和社会现象的视角及创作方法，这一点是中国三十年的当代创作史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他的拼贴和运用现成的图像资料进行重组，把材料的运用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什么不画？这是薛松切入社会问题的焦点。我用挪用的制作方式来做我的作品，从材料截取到形成画面，以及表达的观点，达到了系统的统一。在这一方面，切入问题的深度和力度构成有机统一。图像的信息承载的社会历史内涵进入画面，通过焚烧的过程形成了艺术家批判及思考社会问题的锋刃所指，切中时弊，智慧而又巧妙。这是我的祝贺。下面是我的批评或者说是期待。当他形成个人语言特征之后，这个语言形式成了一把万能的钥匙，去统括一切现象，拼贴和焚烧成了可以讲任何故事的手段了。这形成的结果是画面越来越好看了，越来越轻松了。这是需要警惕的事情。当故事说得太流利和纯熟之时，文化的聚焦点就可能虚了、模糊了、弱化了、散了。我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的文化思考的轨迹，找到新的历史语境下的聚焦点和切入点。

王  林：薛松谈到过他的创作，有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是因为1990年画室失火。我正好是1990年冬天到上海，在他那里看到那些烧过的碎片及第一批作品。还记得画室四面透风的寒冷感觉，到现在20年了。这20年没有跟薛松正式讨论过他的作品，但是我一直很关注，因为他的创作具有代表性，为什么呢？这正是我想谈的第一个话题。

20世纪90年代有一批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找个人绘画图式。不管薛松出于什么原因找到自己进入当代绘画的独特方法，我觉得他在这一群艺术家中是很典型的。反正结果就是薛松创造了这么一种图式，用烧纸的碎片拼贴自己的作品。90年代以来个人图式艺术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种图式得到市场认可，为市场贩卖，其不断复制的不是绘画创作，而是人民币。另一种是图式本身有很大的可能性，创作中不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艺术语言，不断扩大自己在这样一种语言方式里所能展现的艺术空间和艺术过程。薛松显然属于后者。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艺术家永远处在千变万化之中。薛松能够在20年艺术追求中，用烧毁的文本、拼贴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这需要毅力，也需要才气。因为如果没有艺术才气的话，图式就会变成僵死的东西。图式是很容易意识形态化的，也很容易被市场操作成为僵化的东西。在图式创作中保持活力，这方面薛松是一个代表。

仅仅讨论薛松有自己的语法或自己的图式，这还是很不够的。薛松绘画与文化政治有关，他并非只是有这种语言方式，是中国做拼贴最执著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运用过拼贴，属于偶然运用，运用到底的艺术家只有薛松一人。但更重要的是，薛松作品有一种连接很重要，被烧毁的碎片在他的创作中具有象征性，而象征一定还要指向自身以外的东西。他找到了烧毁碎片这种形式，就找到了创作针对性的基础，也就是所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为形式所限，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在展厅看作品的时候，我不太看好薛松的书法作品，喜欢他穿越社会、遭遇事件的东西，这是很有力量的指向，非常有意义。薛松的装置也做的不太好，不是一流水平。画才是一流水平，很密集的拼贴作品，我觉得非常好。今天中国文化的现状，一种氛围，一种感受，被他充分的表达在作品中。至于对空间的处理，我的感觉是展场太封闭，是绘画样式突出的封闭气场。应该加以开放，表现出艺术家自由创造的精神。一个人做回顾展以后，就面临着下一步怎么办，你要拿出不同的东西，回顾即意味着以后的不同。

首先是空间的开放性，现在的样式有点闭塞。使用碎片，但强调的是把碎片统一成整体，内心仍然追求宏观叙事的完整性。不管怎么乱，仍然在构造一个视觉中心。其实这种整体性并非绝对必要，也许打破宏观叙势的中心性，就会产生新的可能性和开放性。这个问题应该从绘画本身去考虑，不单单是怎么做绘画装置的问题。

其次是布置展览的时候，应留出空间做些偶发性的事情，让创作自由度从原有图式中翻越出来，愿意干什么就干点什么，随心所欲，从中去寻找新的可能。

吴亮发言后说的一句：

王林：不要只在语言形式上做文章，能指是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化的，只能所指的指物性和针对性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的去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