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中，农村和浪漫无关。

社会学家的眼中，河南农村的一个农民在 1995 年的日常收支如下：“一亩小麦的物资投入需 233 元，含种子、化肥、耕地、浇水费等，亩产 500 斤，每斤的市价是 86 元，4.5 亩稻麦和卖稻草麦秆的收入相加是 4000 元左右，那是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的全部收入。这四口之家要交“皇粮”杂税 838 元，有吃用支出 1824元、衣物 150 元、电费 150 元、油盐调料 100 元，以及其他日用杂费共计 2899 元。另外需要支出教育费 180 元、医药费 300元，全家全年支出 4117 元。1995 年，家庭的财政赤字为 117元。”（选自《黄河边的中国》，2000 年 9 月第 1 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些数字，是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曹锦清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他所写的《黄河边的中国》记录了他在农村的“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如曹锦清所说，这是“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和思考”。《黄河边的中国》一书在当年引起热烈反响，成为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翔实资料。

13.2％ 的农业的 GDP 要养活 47％ 的农业人口，该如何养活？在工商业低端服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 1.2 亿的农民工，他们只参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却不可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这是否公平？新农村建设到底如何建设才能让农民真正受益？——这些问题是曹锦清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在曹锦清的一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演讲中，他一再提及“农村的文化建设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是培育农民的组织能力和组织习惯”。在他看来，只有农民才知道自己的真实需求和最紧迫的需求、最需要在当下集中解决的问题，地方政府和其他的组织可以提供一些服务，而不该越俎代庖。但是，目前中国的农民缺乏一种把需求形成公共需求的能力，把个人利益上升为集体利益的能力，因为“中国人发达的私人网络关系很可能妨碍了超家庭超个人的团体组织的有效建立”，所以即使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集体化，农民并没有学会合作。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目的，是把分散的农民培养成为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农民，这样的农民就成为了公民。

我想和他讨论对艺术家们还乡实践的看法，他却将话题引向了更深刻的提问：什么是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农村和城市的关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农村？

记者：您如何研究农村？

曹锦清：去各个地方的农村跑，因为各个地方农村变化很快。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村青年都在城市，但没有完全城市化，而是游走在城乡之间。他们如何安顿下来，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农民工的保障，那城市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才是重要的问题。现在农村的土地有土地转让，如何形成好的经营也是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总而言之，我们还是用现代化的理论来解释整个问题，现代的进程就是不断清洗传统。当传统被清洗后，人们在现代生活中会感到孤独和焦虑，人们又希望找回这些失去的东西。事实上他已经找不到了，找到的也是通过旅游留下来的。周庄是个死周庄，在里面搞商业的都是外地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都变了，充满了流动。传统的东西只要现代资本一进去，那就不再是传统了。传统已经死亡。可能他们想保留一个传统，但其实传统已经被市场打得七零八落了。活生生的农村要保持下去是非常困难的。但人们不该误读农民。

记者：您考察农村时，农民跟您说的他们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曹锦清：就是增收空间不大，市场价格的波动让他们很困惑。

记者：农村是否因为信息化不够而没能快速做出市场反应？

曹锦清：当食物价格涨上来的时候他们才有盈利，当价格到很低的时候，小农经济就不行了，那他们只能出来打工。最近两三年中央有保护政策，很多农民就返乡了，这是政府干预的作用。农民要把种的所有东西都卖掉，卖掉就不容易，卖个好价钱就更不容易。现在什么都货币化了，所以他们对货币收入特别敏感。

记者：也就是说，目前城市的型态决定了农村的型态？

曹锦清：所有的国家进入到城市化以后，整个的农业农村都要按照城市的要求来改变，不变或变得慢都会死掉。原来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的农村就必须工业化，慢一点也不行。

记者：农民其实想做城里人，农民不想做农民？

曹锦清：完全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两亿农民都出来打工，因为一亩三分地赚不了什么钱。虽然国家会有补助，但要农民返回农村是不可能的，这是城市化不可阻挡的趋势。都跑到中心城市是有问题的，但中国做的是城镇化。这就要求中国的工业布局要扩散，每个镇里面都有工业。工业到哪里，人口就到哪里。工业跑掉，这个城镇就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