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陈丹青辞职风波和陈逸飞去世的同时，中国美协主席、前任中央美院院长，一贯低调的油画家靳尚谊，于4月上旬于在北京举办了《靳尚谊艺术回顾展》，这是他从艺五十余年来举办的第一次大型个人画展。这个画展由文化部、教育部、中国文联等单位共同举办，剪彩人包括国务委员陈至立、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这样的阵势使画展本身散发着一种经典般的凝重色调。而相较于媒体大篇幅的关于陈丹青、陈逸飞的报道，身为陈丹青的老师、中国第三代油画家代表之一的靳尚谊的画展在公众中显得寂静许多。

他从“红色”画中走来早在解放后到文革期间，靳尚谊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接受的是完全苏联化的油画教育。从1959年接受中国博物馆历史画作任务《送别》开始，靳尚谊参与大量“红色”油画的创作，这包括临摹修改老师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担任“改画组”组长。他也由此获得旁人少有的实践机会。因为文革期间画了大量的毛主席像，而当时要求：毛主席脸上不能有冷色，所有的主席像都画得红彤彤的，这使得在1974年前后，靳尚谊的眼睛逐渐对红色失去了辨别能力，直到1979年，才完全恢复。

文革后，中国油画开始复苏。以靳尚谊、詹建俊、侯一名、全山石、朱乃正为代表的第三代油画家重新觉醒，新生代画家开始依次登上前台。甚至如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卫天霖、吴冠中这些老画家也在此时期创作出一批很极具艺术特色的作品。中国油画在这个阶段里最终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

而靳尚谊这时把主要创作方向转向了肖像画领域，尤其从1979年前往前联邦德国考察后，画风发生了改变。1983年创作完成的《塔吉克新娘》，尤为其“新古典主义”画风的代表之作。而与此同时，国内各种形式的画风相继涌现，不同思想观念引发了艺术题材的多样，形式日益丰富；而同样成长于文革期间的陈逸飞、陈丹青等画家开始在世界油画市场崭露头角，为迎合油画市场而投身于油画创作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中国的油画此时已进入一个热闹的新时代。

作为中国油画发展历程中不可忽略的亲历者和旁观者，靳尚谊对中国油画发展过程的观察与感受，在如今日渐喧闹的中国油画市场显得有些寥落却意味深长。“中国画现在极其重要，以后会越来越重要”。4月17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年逾七旬、在中国油画界有很高声誉的靳尚谊。如果用文字给他画像的话，线条会很简洁：个子不高，头发清洁整齐，瘦削、温和的脸上架副眼镜，显得内向而低调。

采访在是他家中的书房进行。当时正有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捧来一大叠油画向他请教。靳尚谊看得很细，说得很细。

记者：在解放后到文革前，您画的大多是革命历史题材，那个时候您觉得自己在创作上受限制吗？

靳尚谊：没有，不是像现代人所说的受限制。第一，我画画有地方用，这很重要，有博物馆收藏这是好事，而且画画又有收益。所以这个任务是愉快的。当时也没有限制你画什么，因为当时的思想和心情和国家的发展和要求完全一致，所以会非常热情地来画。包括董希文、罗工柳等老画家，当时所有画家都是非常热情地去画。

那时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当然也有少数人因为画画被打成右派，但那只是一部分人。另一方面，当时想画的与主流是一致的，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所以我们基础才打得好。那个时代特别安静，很单纯，大家学得安静、踏实。现在自由是很自由，但反而不容易学好了。我是现在很少能按自己意志办事，当初是可以按自己意志做的，现在(反而)很难，不是说谁限制你，而是现在的人矛盾重重，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