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架上绘画死亡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聂危谷在江苏画刊2000第9期发表有关架上绘画的《“挂钩是祸根”---再论架上绘画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架上绘画已是穷途末路；靳尚谊也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对于架上绘画的深深的忧虑；王易罡在他的《境遇与选择》一文中，试图通过架上绘画语言方式的转换，给出架上绘画在当代语境中的一种独立性；鲁虹在他的《价值转换与图像革命---关于中国油画的再思考》中，挪列出架上绘画的种种遭遇，表现了一种对于架上绘画的生存和发展的乐观态度。而早在摄影术发明以来关于架上绘画的死亡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但架上绘画每一次在接受新压力的同时，都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发展。“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架上绘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在艺术的内部承受着来自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体艺术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在艺术的外部承受着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因此，许多批评家断言，架上绘画作为一种传统的媒体，除了在人们的审美层面，如装饰房屋还有作用外，将在当代艺术中逐渐被淘汰。理由是当代人新的视觉经验与生存经验更适应于新的艺术媒体来表达。”

在西方，“没有像中国设有专门的架上绘画研究机构。而且，我呆得越久，就发现绘画越来越边缘……在最重要得西方展览上，像文献展、双年展，绘画通常占到10%到15%，20%就非常多了。其他大部分是观念艺术、录象艺术装置艺术这些东西。”造成这样得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杜尚的努力，他试图消解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架上绘画也就无可避免地“深受其害”。而早在1913年，至上主义者马列维奇创作出他的《白色上的黑方形》时，就宣称“绘画的零点”已经到达。

关于架上绘画生存的系统性论著就我个人的涉猎还没有发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在2001年博士生研究方向上提出了“架上绘画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及角色”的课题。不管怎样，架上绘画的生存和发展是每一个热爱架上绘画的艺术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关于架上绘画的争论一般围绕着究竟是灭亡或不灭亡两种意见展开，灭亡论者以一种激进的革命的态度置架上绘画于死地而后快；而非灭亡论者挪列出架上绘画的种种现实意义，试图挽救架上绘画的末日辉煌。既然争论还没有停止，也就是说架上绘画在目前还有它的现实意义，也就有讨论的必要。在本文中，我不想就架上绘画是否将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展开价值评价，也不想试图通过对于架上绘画的改进使之获得新的发展的可能。因为那属于架上绘画的内在形式与语言的个人探索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架上绘画在当代语境中的分析，给出架上绘画在当代语境中的身份特征。通过对架上绘画所关涉的两个主要问题分析，给出架上绘画艺术家在面对架上绘画的生存问题所应具有的一种态度。

架上绘画的现实语境

一

所谓语境是由所交流的双方或多方共同构成的，是表述互动关系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就表明了处于什么样的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语境是在与西方甚至全球范围内的艺术潮流的不断交流、碰撞和影响下产生的，实际上是说全球化语境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语境。我们要了解架上绘画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生存发展状况，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西方现代艺术及非架上艺术的历程以及它所依托的大致的人文背景。

尼采作为基督文化的发难者对固有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理性的发达，损害了以意志和本能为依靠的创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推动因、至善者、人类希望达到理性理解并证明的“上帝”死了，成为前卫艺术家的反叛意识的代用口号。试图用新的个人创造，取代旧有的、传统的统一的模式。当艺术家醉心于建造自己的个人艺术世界时，使得现代艺术中的虚无主义在无声地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