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一天，列车向青岛飞驰。凌晨3点多钟，怎么也睡不着了，打开软卧包厢的门，到过道上坐一坐。不一会儿，又一扇包厢的门打开，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壮实老人。我一眼就认出了他——美学大家王朝闻先生。

我头一回见到他是1987年秋天。那年四川评出10本书，在泸州的酒文化节上发奖。我的一本报告文学《东方的爱》有幸入选。在泸州的招待所里，我才知道王朝闻先生的一本关于美学的书也获奖，他就住在我的隔壁。读过他的不少美学论著，但未曾相识。泸州的大街小巷里挂满了各种名酒的广告标语，招待所的餐桌上，每顿饭都有好酒招待，而且每次品尝的都是新酒。我与王老同桌喝过酒，我发现他对酒特有感情，无意中还说起老画家李苦禅酒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信的传闻轶事。王朝闻与李苦禅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王老回忆道：“李苦禅爱喝酒，要是他来酒城就好了，可惜他早就去世了，没有这份福气……”

当时，我正准备写一本李苦禅传记——《我是上帝》。他乡遇见苦老的老朋友，机会难得，入夜之后，我去王朝闻住的屋里拜访了他。陪王老去泸州的是他的研究生邓福星。他说：“王老到了老家，心情特别好。到处请他，都忙不过来。明天上午是个空，可以休整一下。”我急忙对王老说：“给写几句关于苦老的话吧!”

次日上午，我外出参观，签名售书，中午回招待所时，邓福星笑着对我说：“王老用毛笔为你写了一大张。”

王朝闻的这份手迹，至今我仍珍藏着。全文约400来字。现抄录于此，以飨读者：

得知作家鲁光对画家李苦禅很有兴趣，我很高兴，因为这位画家的兴趣和我的兴趣有某些方面的联系。我对京剧的兴趣也接受过他的积极影响。记得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时期和他同住大雅宝胡同的学院宿舍。他和画家李可染陪我就近访问了早已退出舞台生涯的老武生尚和玉。这位老演员谈戏曲艺术，分明表现了自己的偏爱，但对表演艺术有独到见解，并非人云亦云，所以不是可听可不听的。在那些年代里，我写尚和玉访问记，显然不免引起不务正业的指责。但我后来更不那么务正业了。这种结果，与苦禅影响有关。我反复写文章称赞齐白石艺术的独创性，实际上也受他与可染的兴趣影响。他俩都师从白石老人，却都并不机械模仿老人笔墨，而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苦禅并不信佛，酒量可观。我曾戏称他有鲁智深风范。不幸他未能等到酒城共尝各种名酒的今天而与世长别。在酒城和你相见能不慨然。

王朝闻

1987年9月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5年过去了。王朝闻先生身板子还那么结实，精神还那样抖擞。我上前问候之后，我们站立着，山南海北闲聊起来。

“王老，怎么不睡了?”我问。

“习惯了，睡不着了。”他的乡音还是那么浓重。

我斗胆地发表了一通对文学和美术评论的看法。我说，报刊上真实的评论太少，光说好话的太多。有些作品，不怎么好，也说好。评论的人情成分太重。

王朝闻点点头，看来他是赞同我的看法的。他说：“说真话不容易，批评难呀!”好像他具体说到了一些事，说他也有顾虑。我说：“您老是评论权威，又这个年纪了，还会有顾虑吗?”他笑笑，点点头，未再说什么。陪他出来的一位女同志说：“王老，才4 点多钟，再进去躺会儿吧!”他顺从地进包厢里去了。他说：“到青岛有时间再聊!”

这次到青岛的任务，是参加崔子范艺术馆开幕活动。崔子范先生向青岛崔子范艺术馆捐赠了自己收藏的名家字画和自己的精品300 幅。北京美术界来了数十位名流大家向他道贺，并出席崔子范艺术座谈会。会议期间，我们游览了崂山。我在崂山海滩寻找奇石，发现了一块造型颇有特色的大石头，重约10多斤。太沉重了，但爱得太深，还是把它抱回下榻的旅馆。

在宾馆大厅里，我将此石向王朝闻老先生展示，很想听一听这位当代美学家对此石的美学评鉴。

我将石头举到空中，王朝闻前后左右细细鉴赏，说：“不错的，可惜太重了。”他误以为是送给他的。在一旁的夫人提醒他：“不是送给你的，只请你看看有没有收藏价值。”

王朝闻笑了起来，连声说：“有特点的，有特点的。”

因为王老先生这一句话，我抱着这10多斤重的大海石回北京。家里人一见这么大块又大又沉的石头，就不高兴地说：“真有你的，从大老远抱回这么一块石头回来。”我告诉她们：“这块石头有收藏价值，这可是经过美学大家王朝闻先生鉴评的。”

我与王朝闻老先生只此两面之缘。但这已是三生有幸。我知道，想要真正了解、熟悉一位美学家，只有读他的作品。很凑巧，我工作单位图书馆处理旧书，我发现其中有《王朝闻文艺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喜出望外，立即买了下来。只有通读完这100 万字之后，我才能真正地了解这位集雕塑家、美术家和文艺评论家于一身的艺术前辈。

我与王朝闻老先生，虽同住京城，但不见面，我不愿无事去打扰老人。值得庆幸的是，他的研究生，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的邓福星已成为我的至交。我与王老的友谊，在这里得到延续。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