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对主题创作的反思

早在1980年，美术评论界就提出“艺术要反映理想的生活，但不能要求艺术家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使艺术只可以捕捉理想，并把这种理想作为‘样板’强加给艺术家。”评论家邵大箴也反对把文学、戏剧的情节观念移植到绘画中来，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达故事和情节。

因此，有不少题材主要在倾诉悲剧的情怀。《浑江血证》再现了骇人听闻的“浑江双十二惨案”，描绘为生存而抗争的35个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痛苦的呻吟与愤怒的呼号让人震惊和伤痛。《杨靖宇将军》则描绘了他被日寇枪杀后尸体在雪橇上拖行的情景。这里没有表现反抗，只有押运日军踩雪的脚步声和牵牛老农的木然表情。这种勇士之死，反使人追忆他被害之前的壮烈与英勇。

“伤痕”：倡导“尊重历史”

“伤痕”美术倡导“尊重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夹裹了人性主义立场。例如，被俘日军忏悔也成了创作的一个视角。《秋雨》描述了日军投降后的撤离，把日军置于萧瑟的秋雨中，寓意侵略必败的人文内涵；《月是故乡明》描绘了月光之下日军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反衬出战争的残酷及渴望和平的心理。

伤痕美术，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率先反叛了30多年来粉饰生活的假现实主义，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后来的艺术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伤痕美术”最早则是由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所引发的一场全国性大讨论而波击开的，罗中立也因此在中国美术史上享有了较特殊的地位。

【编辑：王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