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而独立的工作室时代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元年，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第一个工作室租在索家村。那里有90平米和180平米的工作室。因为之前习惯了在30平米的客厅画画，看到90平米、6米挑高的大空间，觉得太大了，这要画多少东西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因为当时脑子里还局限于只画那些小作品。但是看到很多人都租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也就租下来了。当时的价格是每天每平方6毛多，一年4万多块。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数字。我隔壁的一位艺术家，也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一位，当时他只能付半年房租，下半年的钱还没有着落。

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我在索家村的工作室呆了两年多，就开始闹拆迁。艺术家也和今天一样，联合起来想各种办法，有的找房东沟通，有的找韩美林那样可以和政府说得上话的老艺术家帮忙，有的也做行为艺术组成SOS的图案。强制执行的通知贴了好多次，都没拆成。

艺术家一般也都住在工作室，有一天早晨醒来一看，发现院子里已经有100多名警察站满了。他们在符号学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辆带铁栏杆的警车，有一辆救护车，手铐在衣服下摆可以看得见，用黄色警戒带已经围好。过了一会儿叫来了铲车把我对面的艺术家尚扬的工作室前脸挑了一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各自收拾东西也就撤了。

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说“看来这工作室的事也不靠谱啊？”以后怎么办？我旁边的艺术家就说，“还是得要工作室！”我就问，“那你说工作室用多长时间，就够本了？”这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我算了一下说，“我得两年到三年才可以，一年多就拆，我真受不了。”我隔壁的艺术家说，“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了。”这说明，工作室在那时候开始已经给艺术家带来的很好的收益，经济情况的分化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工作室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

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2004年之后，工作室迅速普及让中国当代艺术家迅速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让艺术家独立于画廊、美术馆、评论家。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艺术家可以完成从制作到展示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在一些懂得运作的艺术家那里，随着西方资本进入，他们的工作室已经迅速机构化甚至公司化。他们的工作室中有专门的人负责学术展览、负责联系媒体以及负责市场运营。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装修得非常豪华，甚至比一些画廊还要好。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已经是一种终极展示。这也引发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中国艺术家和画廊的合作不那么规范。

随着艺术家阶层的分化，艺术聚集区中，工作室之间的邻居关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非常微妙。几个人的工作能否在一起有两个方面决定，一个是艺术上的观念和手法是否是一路；第二，在资源上能否互换，如果两个艺术家资源和经济上差异很大，自然也无法在一起。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市场上一线的艺术家。有一些市场不好的艺术家看到这个情况，就在那些大牌工作室旁边也租了房子，企图沾光，想如果有藏家、策展人去看那位成功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顺便也能看看我的东西？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功艺术家在两个工作室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人家拒绝和你分享资源。当你不能互换资源，人家凭什么让你沾光？

圆明园时期，艺术家扎堆是因为各自的贫穷，并没有考虑太多。但2004年工作室时代之后，有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不愿意在很纷杂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愿意相对独立一些。我们这些工作室聚集区的艺术家其实很像现在小区的封闭式管理，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和朋友，有时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工作室之间不认识的艺术家即使是邻居也基本老死不相往来。

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被拆迁之后，就从索家村搬到费家村，工作室只有120平米。两年多之后又开始闹拆迁，又搬走了。这次也是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