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性艺术家徐冰:感悟当下 2012-04-06 15:37:05 来源:艺术银行 作者:张丽丽 点击:
从纽约回来,徐冰就搬到这间工作室,算起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工作室分上下两层,正如工作室门牌号上的特别标志:B25-26。工作室的楼下是休息区,楼上是创作空间。徐冰大部分时间就穿梭于楼上与楼下之间。

徐冰

艺术家徐冰

 

从纽约回来,徐冰就搬到这间工作室,算起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工作室分上下两层,正如工作室门牌号上的特别标志:B25-26。工作室的楼下是休息区,楼上是创作空间。徐冰大部分时间就穿梭于楼上与楼下之间。

 

采访当天,徐冰十分忙碌,他在为即将举办的展览做着准备工作。徐冰与助手交谈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再搭配他身上的一袭黑衣,恰如其分地衬托着艺术家的冷静自持。为了方便创作,徐冰利用滑轮原理制作了可以上下移动的画板,尺寸超大的画案以及固定在墙上的长条木板。木板上陈放着徐冰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凤凰》的雕塑模型,一凤一凰并列排开,首尾呼应,尺寸虽然不大,却让人生出敬畏之感。工作室内到处可见艺术家标志性的英文书法作品,它们或钉在画板上,或一卷卷罗列在画案上,这些文字甚至还爬上了工作室的玻璃窗。它们披着中文的外衣,远观似故人,近看却陌路,仿佛文雅的小玩笑,验证着我们是不是具有幽默感的绅士。

 

理智与情感

 

1955年2月8日,徐冰生于美丽的山城重庆,因出生当天天气寒冷,下起细雪,徐冰的父亲就以“冰”作为他的名字。“冰”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仿佛暗示着徐冰坎坷的求学之路。1956年,年仅1岁的徐冰随父母北上,开始了“北漂”生活。徐冰的父亲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工作,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大大小小、薄厚不一的书籍成为徐冰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虽然年幼的徐冰还无法读懂书本里深刻的含义,却充满了对“书”的好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文革十年中,中国文化界受到重创,徐冰身在“北大子弟的圈子”,他的邻居和家人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他对“书”的探索也在这场文化的“革命”面前戛然而止。

 

人们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艺术就是那扇窗,寄托了徐冰插队岁月的全部情思。徐冰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专业老师就是在这段岁月中结识的,他的名字叫李宗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名经典油画《飞夺泸定桥》的创造者。李宗津对艺术的执著和朴素的艺术观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徐冰,虽然只见了短短的三次面,却在徐冰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没有文革这回事,单独的时空段,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徐冰回忆道。他与李宗津先生的相遇本应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但这都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结束了,徐冰再也没有敲开李先生的房门,只得到李宗津先生自杀的消息。文革结束后,徐冰从农村回到了北京,儿时对“书”的热情与渴望再次迸发出来,他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书籍,想一股脑儿地把多年的缺失一次性补回来,但当读的书越多越无所适从时,徐冰愕然发现逝去的已然逝去。

 

1988年,徐冰的《天书》在中国美术馆首次问世,当观众在这件大型装置作品面前现出惊愕之情、赞叹不已时,徐冰只是感慨多年后,他对“文化”的复杂情感终于找到了归宿。徐冰不禁感慨道:“我与文化之间,总有一种进不去又出不来之感,这种尴尬反映在我的艺术中。”可以说,徐冰通过《天书》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尴尬”之情,也着实的让观众“尴尬”了一把。无法识别的文字披上了书籍经典的外衣,看似玩笑的背后透露着情感的真切。直到1991年,历时4年的《天书》才算宣告完成。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徐冰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刻字上,这一“没有内容”的简单体力劳作被徐冰称为“登场前的仪式”,“当精致的刀锋划开新鲜的木面,每一刀都是一个决定,都是一种与物质的交谈。”徐冰说道。最终,徐冰在这场仪式中确认了自己未来艺术的倾向,“书”(文字)也成为他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天书》在中国艺术界引发了巨大轰动,美术评论家纷纷在《人民日报》、《美术》等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中央美院教授及评论家还专为此次展览举办了座谈会。一时间,《天书》成为那一时期艺术界最热门的话题。铺天盖地的讨论声无疑把徐冰推向了“当代艺术家”、“著名装置艺术家”的阵营。“我当时的状态是失语的。”徐冰回忆道,“讨论声淹没了我参加展览的初衷。那时,《天书》还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展览只不过是希望得到验证和回馈。我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印刷和装订而已。展览后我又刻了两千多个字,并把原来的字号调整了一些,开本也全新设计了,成为现在你们看到的线装书。”其实,《天书》是一次版画的实验。

 

《天书》的成功与徐冰学习版画有很大关系。1977年,徐冰考入中央美院,学习的就是版画专业,受教于李桦等老一辈版画艺术家。每当徐冰回忆起那段过往,心中都会升腾出一种两代人共同的“幸福”。当严寒结束,春暖花开时,“冰”化成春水温柔地流淌在艺术家的心间。十年文革并没有扭曲徐冰的性格,反而在艺术的浸润下变得分外柔软,这尤其表现在艺术家对古元的敬仰和对农村的“痴情”上。自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徐冰陆续刻了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虽然都是乡间小品,却流露出艺术家平易真挚的情感。这些小品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我给它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玉碎集》”,徐冰说道。多年后,徐冰在一次欣赏北朝鲜画展时,被一成不变的红、光、亮的笑脸刺痛了眼睛,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艺术的未来,“我们的艺术是有问题的!”徐冰恍然大悟地说道,从此,他开始了艺术道路的新追求,新探索,并最终在《天书》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成就了日后的自己。

 

艺术的模样

 

20世纪80年代,徐冰有很多出国的机会,但都因为“父亲不太愿意我出去”而作罢。徐冰的父亲曾就读于上海美专,且多才多艺,却在白色恐怖时期,因上海美专被抄终与艺术失之交臂。“我父亲直到临终前还在懊悔,如果当时去了四川省立艺专(四川美院前身),至少现在也可以出一本画集。”徐冰回忆道。徐冰选择艺术自然得到了徐父的大力支持,他未完成的艺术抱负也希望在徐冰身上得以实现。在是否出国的问题上,徐父显现出朴素的艺术态度,认为徐冰的艺术道路适于中国。徐冰留在了国内,他深知自己的艺术背负了两个人的艺术梦想。1989年底,徐父辞世,翌年,徐冰搭上了去往美国的班机。

 

初到美国的徐冰,对西方的一切都十分陌生,语言成为他生活工作的最大障碍。那种无力感,仿佛让他再次回到数年前面对“文化”的尴尬中。于是,在美国生活的十几年中,文字再次成为徐冰情感的载体,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沉重了。

 

1993年,徐冰搬到了纽约,和艾未未一起住在东村七街52号。“那间地下室在当时非常有名,影视界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都在那儿住过或工作过。著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多在那里取景,它在中国热播时,我就住在那里,我还记得那儿当时都成了大陆游客旅游的景点了!”徐冰笑着回忆道。那一年,《天书》在美国展出,极其东方的材料和创作思想,却出乎意料的受到了西方艺术圈的好评。在西方艺术世界的眼中,《天书》绝对属于当代,但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则是作品中“文字与装置”的应用,它赫然成了美国艺术世界的新语言。展览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徐冰以后的艺术创作,并坚定不移地将“文字”元素保留了下来。同年,徐冰还创作了《文盲文》、《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尤其是《英文方块字》,它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中国书法和英文的既定印象。“如果你是中国人,当你看到《英文方块字》时,会毫不考虑地说这是书法;如果你是西方人,会一再表明对它是我无法进入。但如果听了展览现场尝试书写后,马上会出现两个相反的结局,中国人会不知其意,而西方人则会大呼,这是英文!这就是《英文方块字》最为有趣的地方,外观似中文,而内容实为英文,读懂或读不懂,你都要经历一次对既定思维的挑战,触碰人们惯有的思维底线,是我创作它的真正目的。”徐冰兴奋地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冰的作品中不仅有“文字”,还出现了猪、鹦鹉和蚕,它们的参与,让徐冰创作的目的和原动力变得更为深远。“我的作品中,一种是文字,一种是动物,但作品本身并非谈论它们,是在讨论人、文化、自然和动物之间的地带。”徐冰说道。由此可见,这些作品不受中国、美国或其他地方的地域限制,而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对世界万物进行关照。例如1999年的《赫尔辛基喜马拉雅的交换》、《何处惹尘埃》、《木,林,森计划》等作品,展现了徐冰对树木、贫穷、战争、思想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艺术家2003年创作的《地书》,则是徐冰在这种大境界下对“文字”的进一步解读。

 

其实,早在《地书》问世前,徐冰就已经在收集图形标识了。徐冰自从出国后,就经常到世界各地举办展览,飞机场自然成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各个航空公司飞机上的安全标识逐渐成为徐冰的收集对象。似乎,经典的展览总需要一些灵感做催化剂,直到多年后,徐冰在口香糖的环保标志中找到了创作的源泉,终于,《地书》问世了!你们一定会疑惑,这也不是文字啊?千万不要有任何动摇,那其实是中国更古老的文字——象形文字一脉,只不过这些标识是现在的产物罢了。时光荏苒,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新的标识不断被人们应用,电脑里的Icon也进入了徐冰的视野,甚至把专业领域内的国际通用标识也囊括在内。

 

2012年4月中旬,《地书》将在上海沪申画廊展出,徐冰表示:“这次展览将在画廊现场还原制作《地书》的工作室及展现持续创作的状态;我还会将《地书》中的平面标识转换成现实中可使用的用具“概念用品”,画廊既是“概念店”又是书店。标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倒错。如果大家对《地书》本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里买到哦!”

 

浴火重生

 

2008年,徐冰回到了阔别18年的祖国,并重新走进体制内,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职。徐冰的回归不仅因为如今的北京更像昨日的纽约,特殊的文化现象更适合成为实验艺术的温床,最为重要的是徐冰的赤子之心,这从他回国后就积极投身教育界和对年轻艺术家的关注中可见一斑。

 

《凤凰》是徐冰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这是应台湾睿芙奥艺术品公司之邀,为某财富集团在北京的一幢大楼中庭创作的艺术品。这桩大楼位于北京CBD金融中心,与东三环旁的CCTV大楼相距不远。”徐冰说道,“创作《凤凰》的初衷本是装点之用,但当它一度因奥运会、赞助方撤资等一系列外在原因难产后,终于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凤凰》因自身的材料问题——废旧的建筑材料,而被赞助人拒之门外,居然还有人提议在上面镶贴一层彩钻才能勉强一看。我们不能不替《凤凰》悲哀,它本身并没有任何错失,只是它的存在意外地让金碧辉煌的大厦不舒服罢了,它虽然破烂且因为体型巨大而摇摇欲坠,却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它的美与尊严被人为地赋予了一层讽刺的光环。

 

其实,徐冰创作这件作品前,也并没有想到《凤凰》的存在会有那么多层剪不断、理还乱的意义,这是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才会出现的作品,只有在北京才能引发的思考。虽然,它并没有徐冰其他的“文字”艺术那么经典,却足以说明一点:实验艺术家徐冰的回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他也更加期待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惊喜出现。

 

2010年,《凤凰》在今日美术馆前的广场上初次登场,随后又进入上海的世博园内,被各国人民瞻仰。但我知道,这并非它所愿,它不只是一件被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具有争议的艺术品,也并不是象征伟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领袖。《凤凰》因资本而生,却又让资本为之恐惧,如果我们希望它涅槃重生,那么,请将它放进资本的大楼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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