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和摄影有了关联。

家父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江苏扬中的县城内开了一家照相馆，在位于长江中的全国最小的一个县里，这是当时全县中最能反映现代文明的场所，因为那时全县还没有工业，服务业也欠发达，手工艺也只有与特产相关的竹编。当我出生之后，就没有离开过照相馆。那是一家天光照相馆，“天光”的概念就和农民种庄稼一样是靠天吃饭，天阴下雨就没法拍照，而长江流域一年四季中又是雨水不断，因此，生意不可能发达，生活也不算富裕，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较早的时候，真是封建社会，即使到了新中国，这一落后的地区还是迷信思想余毒蔓延，很多人还惧怕摄影，好像咔嚓一响就把魂给收了去。人没了魂则是天大的事，因此，很多人都惧怕照相机的镜头；还有一些人连摄影两个字都念不周全，经常说成了“聂影”，难字读半边也是人之常情，在摄影和文化欠普及的时代，“摄影”中的“摄”确实不是常用字。这种小照相馆除了没有用过最原始的针孔照相机之外，几乎都是从最原始的状态开始，木头座机加上玻璃板的底片，直到后来用上了胶片，而暗房中的洗照片也是凭经验数数字把握曝光时间的长短。文革之前，照相馆不大的橱窗却是县城内服务行业内仅有的几个橱窗之一，是县城内唯一的文化窗口。橱窗内摆的是京剧剧照以及当地劳动模范的照片，偶尔也会放几张被认为是县城内最漂亮的女士的照片，不过，一般的人是不愿意摆在那里供大家欣赏的。

我家的照相馆不大，但小时候也没有感觉到它小。整体布局类如前店后厂，前面是接待室，有柜台，有镜子，还有供休息和等候的椅子。后面是摄影室，最后面的顶头是软布景，苏州园林、西湖风光、扬州景色，好像是一年换一次，都是到上海请人画的。换布景要增加成本，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因为天光的照射，用油彩画的布景逐日变淡而失去神采和吸引力，加之老布景也不能招来顾客。硬景中有亭子或假山石之类，极力模仿自然景观。往往新景一出，都会招来县城里比较时尚的年轻姑娘。侧面是可以拉的单色布帘，一般是拍证件照所用，用以挡住后面的彩色风光布景。照相馆的第一次技术升级是玻璃版换胶片，第二次升级是天光变灯光，每一次升级都伴随着岁月的延伸。文革开始之后，全家被扫地出门，照相馆就不再属于自己家了。实际上自公私合营之后就已如此，只不过家还在照相馆前面接待室的楼上。小时候，县城里少有楼房，因此，我常常趴在楼上窗前看来往行人和世事风光，也时常有楼上楼下的喊话，不觉就度过了少年。

摄影的神奇常常为人所不解。当我的父亲将一面是黑色一面是红色的布盖住自己的头，钻进相机里的时候，感觉是在变戏法，然后，就是捏一个橡胶气球，咔嚓一声就完成了拍摄的过程。早年捏橡皮气球驱动遮光板是一项核心技术，全凭经验，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底片曝光的效果，练就是练的这个。那时候的天光照相，光线一般比较阴柔，不会有太强烈的光影对比。等到后来有了灯光摄影，灯光可以人为控制，能够拍出各种味道的照片，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很多顾客讨厌有对比的光影，感觉自己的脸上有了“鬼影”不太吉利，而确实离开了具体的光源之后脸上并不存在相纸上的那种固定的光影，因此，每当有人拿着照片指责自己脸上出现了光影，“看看我脸上哪有这个黑影”，往往都是无言以对，因为固然有道理之所在，但很难说通、说服。可是，这一切却是父亲精心营造的结果，主光、侧光、轮廓光、反射光，等等，因人而异，精心调试。由此看来，摄影这晚饭也不好吃，每个人的口味不同，而能说出“聂影”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口感，对于审美也只能付之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