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5新潮开始，理论的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并经由几次“论战”掀起高潮。1980年代初突如其来的开放空气使得西方理论涌入，从质量参差不齐的译本中萨特、存在主义，到后来大量翻译进中国的后现代理论;1980年代有对“抽象美”的集中讨论，到1990年代中期又有邱志杰以《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和随后的“后感性”实践冲击易英等代表的学院权威;而进入2000年后，市场繁荣，“批评文章沦为画册装潢”。时至今日，旧话重提，以2011年微博争论为最初的提示，我们发现，从理论工作者到艺术家，甚至到学术和艺术爱好者，很多人都有发言的冲动。

需要明确指出的一点是，现阶段我们所谈论的理论的热与不热都是在中国艺术圈内展开，它虽然也处在全球背景之下，但仍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而被讨论—中国并不自产我们现在所泛指的哲学和艺术理论，更没有再反向销往西方的理论，不过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诸多问题，使得它成为一个极为丰富的研究客体。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此有着相异的总结，无论是从艺术家创作出发的“艺术家自身的理论冲动”，还是实际操作层面上“照着理论做艺术是早期中国艺术家的一个生存策略”，“理论之于中国当代艺术”这条既不严密又充满起伏的关系线其实一直存在，它曾经为学院权威的强势而受到压抑和进行反抗，也曾经因为市场的热闹而淹没了声息，不过对西方理论的翻译、引进、阅读和运用仍然是一个长期和常态的过程。在我们接触到的大量人群中，不乏专心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翻译引进工作的“书斋型学者”，他们埋下了一条潜在线索，虽远离现场但提供参照;学院内部混合了理论和创作的“理论状态”的实验在摸索中进行;一些批评家和艺术家自身对于知识和理论的吸收也以个体行为的方式继续。而眼下已经摆在台面之上的“热”的现象更无法回避，它和网络平台的出现有关，和个别关键人物的刺激有关，也和中国当代艺术30年发展的节点有关，话题本身已经在显露形状。

一种理论需要

活跃于艺术圈中的人对于公共平台如微博和论坛上的讨论，以及嬉笑议论如开幕饭局和私人聚会上时常出现的话题都不会感到陌生，没人没听说过ABRZ(阿甘本、巴丢、朗西埃和齐泽克)。众多微博ID背后隐藏着的是各种各样的身份和性格：严肃的、围观者，有人炫耀知识，有人在摆立场同时要求别人给出立场，有人冷眼窥视他人言论，不一而足。而既然有所谓“时髦”，相应就有人反其道而行，但“不谈”的未必没在暗暗用力;而ABRZ之外，也有人更乐意向维特根斯坦甚至于柏拉图中去找寻自己所需。

2011年“理论车间后门”(陆兴华)在微博的出现直接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无论他和他的反对者、反感者如何互相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谩骂，争论如何从学理、社会事件快速转向对个人价值观和人格的谴责，在大量无效的素材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倾向，理论的问题再次进入艺术圈视野，哪怕只是“谈及”而非“谈论”，只是这一次，网络，尤其是微博承担起了舞台的作用。而这个平台本身的一些属性，碎片化、即时性，都让“热”的真实和扎实程度蒙上了一层阴影—网络无法提供一个深入的谈话环境，它的开放也不能等同于参与者心态上的开放，相反，对立在这里是如此容易形成，以至于在争论的结尾处人人都怅然若失，回到一个最幼稚的问题，为自己的情绪收拾残局。

如果对比1990年代中期的一次“理论热”，邱志杰回忆当时他和易英在《江苏画刊》上的笔战，有前期研讨会上的立场分化为序曲，“经过了深思熟虑，集中就一个问题展开讨论”。如此粗略地概括这些事件并非要简化和削弱它们在当时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只是在一个知识占有和发言权力都完全平面化了的时代，从前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也无法留恋。当阵地已经从《江苏画刊》这样的杂志转移至美术同盟这样的论坛，及至再往后出现的art-ba-ba和微博，与体制、权威的贴身肉搏变成了一种已经“合法化”了的中国当代艺术内部的自反活动，新的、有效的模式究竟是什么?

抛去网络上可能存在的表演成分和刻意挑衅，陆兴华作为同济大学的哲学教授参与艺术圈更早于微博：2010年的胡志明小道他是同行人员之一，他和高士明的关系又更要追溯到高的学生时代。高士明随后在2010年上海双年展策划了“巡回排演”，一众艺术家参与其中。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去看，中国美院跨媒体系的整个教育方法的实验，邱志杰的“总体艺术工作室”，甚至杨福东“片场”式的课程安排都可以视作处在框架之内。而2011年初金锋等人邀请陆兴华在桃浦组织讨论会，没顶公司的加入和幕后推进，“未来的节日”渐渐成型并有了自己的首次展览。以理论/理论家来刺激创作的方式在此处被更明确地提出，又因其态度的极端而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和攻击的典型案例。

外界的猜测纷纭，此举是否功利，功利的成分有多大?究竟谁在利用谁?背后是否有一个真正的学术脉络?甚至陆兴华本人的学问究竟是否靠得住?就金锋的话来说，他们作为艺术家更需要的是被质问，在陆兴华一遍遍的“如何为自己辩护”的提问下做出反应。回到工作室后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疲软”是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圈对自身的切实体会，艺术家们需要在粘滞状态中找到出路。“理论指导实践”这个哪怕在短短30年内都称不上新鲜的方式再次出现必然引来质疑—这同中国当代艺术早期需要借用西方话语来找到自己的观众群和市场是否存在差异?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本身的参与度究竟有多大，似乎倒成为了现阶段的一个次要问题。但就像邱志杰在提到陆兴华时所说，无论他观点对错，对理论的解读深刻与否，中国艺术界都应该对此人感恩戴德。“感恩戴德”的说法有些夸张，但这种攻击和刺激的方式的确把问题推到了台前并且穷追不舍地一再刺痛。对于哲学家来说，艺术成为其素材和研究对象，而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找刺激”显然不能成为一个长期答案。

作为一个身份复杂并且熟知本土艺术圈现状的人士，皮力的说法给出了另一个角度。“为什么现在要有一个理论热和理论需要，这是个历史化的问题，三十年艺术发展积累的素材足够丰富，我们要开始历史化的梳理了。这个问题今天变得很迫切，是因为我们本土文化到了开始需要自我评判和自我阐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权力，又不想把这个权力交给国外，也不想交给市场。”他建议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不是由形而上进入实践，而是从艺术家个案分析、艺术现象的分析做起，使用何种术语和何种理论方法则在此过程中产生。从批评家到艺术媒体都需要分担一部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