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理论状态

“在你做艺术之前，你就得明白艺术是什么。如果你从事的是某种已经确立的艺术形式，比如书法，那么你可能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但艺术在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你必须在做事情之前对从事艺术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确立你自己是一个艺术家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你在面对社会、市场和艺术机构等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艺术家无需考虑理论和哲学问题的建议在几百年前适用，但在我们的时代，传统已经逝去，这已经不是一个好主意。无论美国、欧洲、中国、印度，整个世界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牵扯到各种理论，你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理论上的位置。”我们在北京见到鲍里斯·格罗伊斯时也不可避免并且不失时机地问到了这个问题。格罗伊斯的回答亦不新奇，但也明确地点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的时代，“艺术家”这个身份已经不再具备经典意义上的那种封闭性，每个人都被搅进了同一个战局。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的身份必然地交织重叠又产生对抗。

“我所理解的理论应该是一种更加活态的东西。”高士明说，“一种创作性的理论，一种‘理论状态’。不要被类型的分野迷惑，比如我们讨论艺术和政治，讨论都是‘那个’理和‘那个’经验，无非说我们很难用既有的词汇去称呼它。如果真的分成艺术和政治两个领域的争论就是庸人自扰。理论家在这里边扮演的一个角色最起码的应该是体制批判，这里体制指的不是美术馆体制或者双年展体制，这个体制是无形的。”他用艺术家状态和理论家状态来概括他们的“冲动”，“不是艺术家管创作理论家管总结和理论化”。“当代艺术不完全是视觉的，也是观念的、关系性的、体制的、反体制的、政治的等等，它是无数个词所共同描述的实践，非常复杂。”他的说法也反映了国美这些身兼教职的理论家和艺术家的一种基本共识。回到创作，高士明以吴山专为例，“分不清它是理论状态还是创作状态”。其他如我们平日观察，粗略划入“理论型导向”的艺术家名单中当然还有如邱志杰、汪建伟等，去接触这一类作品时往往会让观众感到困惑及不信任。

说理也易陷入诡辩，理论和创作的互相介入也有“不落地”之虞。“从前有过提反对点子创作，但后来这个变成了故弄玄虚，完全没有解释和阐释，给观众带来的也不是智性的价值，只是景观。”青年批评家鲍栋说。“‘对智性的尊重’未必要通过理论，但理论是比较有效的。当代艺术圈要比别的圈子好多了，但还是有种对‘智性’的不信任和无知，对知识、思维的反感。”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陆兴华一次次“终结”式的断言也不妨碍像杨福东这样虽然参与过桃浦的集体讨论但“自己私下也在搞艺术”的艺术家(在陆的框架内，单个作品无关艺术)，在陆“展示大于创作”的说法之下，杨福东的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显然是失效的。而邱志杰亦会把杨福东的工作方法定义为“思”而非理论，但仍承认其有效性。艺术家身上是否同时也要承担策展人和批评家的角色?所读理论是否定要和自身创作相关?是否人人都需要一种理论状态，尺度如何把握?“说”是否是种必须?回到格罗伊斯所说“理论上的位置”，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意识而不是附加条件，创作类型的多样和复杂也是艺术的吸引人之处。当然无论陆兴华还是邱志杰的提法也不过是众多维度中的一支，甚至都不是最主流的一支，背后更是有着各自的出处。虽然小范围来看，在一种不激进即反动的恐慌下，被洗脑和被激怒的危险同时存在，但完全屏蔽也属消极选择。中国当代艺术即使作为一个“先天不良”的产物，要为自己眼下的状况进行反思和推进，无论是这个时间点上的一种理论需要，还是需要长期经营的一种理论状态或者理论生活。

“热”

借用高士明在谈及他担任策展人的2010年上海双年展时所说，虽然同处一个展览，胡志明小道的艺术家和张洹、刘小东并未发生任何关系。“大家都是自己竖了个墙彼此隔膜起来，中国当代艺术里不同系统间是没有打通的，既没有对话也没有斗争，加上艺术资本的作用，就变得更加混乱不堪。”这个评判当然并不专指理论问题，但在关于理论的思考中同样适用。当我们把目光聚集在“语境”之中的艺术圈时，可以充分感受到“理论热”的热度，甚至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范围扩大，热度也随之稀释。对于那些“已经建立”的艺术家来说，对话的状态显然是不对等的;而对于更年轻的一代来说，他们还无暇被真正顾及，几次“外围式”的座谈会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自发式的学习和交流也难免缺乏重点。即使在我们关注的内部，对话的障碍也无处不在，成见、利益，甚至人情，围墙的形态各异，并且很多历经30年依然健在，从对于各自的理论源头和实践方法的“揭露”和“指责”中可见一斑—后殖民理论是否为了迎合官方中的“清流”，身肩生意的人又是否已经自动放弃了学术研究的资格?“在同行和共事中，人们慢慢对对方变得敏感，达到默契，当然这个默契也不是指互相同意”，邱志杰描述的自然是一种理想和美好的状态。

最后回到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市场的巨大作用往往让在前期的反叛、激进变成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并且不仅仅是在中国，这是一个时代对处于它背景之下的所有人提出的问题，几位当红理论家的流行也和此不乏关系，整个世界都需要打破僵局。而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内，无论是因为南北地域的间隔，还是借用了法派和英美研究方法的分歧，甚至是不同群体间性格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偏见和隔阂，则在内忧外患的境地中为自己制造出了更多的“内忧外患”。但“理论热”的出现，艺术圈的卷入，不知是否可以在“行动”中制造出一种可能—开始清理偏见，让“理论热”产生根基并开始生长，由病理上的“热”变为常态的“热”。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