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洪浩在录制录象作品《12年之邀》现场

记者：2009年在北京公社的个展“负部”呈现给观众的是用扫描技术完成的数码摄影作品，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以纸为媒介的作品，能介绍下这两个展览之间的延续性在哪吗？

洪：上一次的“负部”个展基本上是延续了以扫描实物来制作作品的方法，作品的媒介也依然是照片，但作品的概念和呈现的视觉是有所不同的。之前的扫描内容主要是以我生活里的消费物为主要对象，作品更像是一部关于个人生活的流水帐，它是对社会生存所进行的一种自我检验。“负部”系列则展示的是一种对认知上的思考，比如当我把物品放置在扫描仪上时，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正面和表面，在这一面上具有着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功能性和价值属性，然而扫描仪所看到的只是它的底部，这样扫描出来的物品只呈现它的形状和质感，比如塑料、金属、纸等，这个“另一面”展现的是一种抽象的视觉，它模糊了我们对物品原本在功能和价值方面的识别性，虽然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改变。所以“负部”系列更多的是有关认识问题的探讨，而其中的一些方法也这次展览的作品里也有所体现，比如对“另一面”的运用以及其里外关系等。这次展览作品的媒材大都是我收集的我们社会系统里的纸制品——票据、表格、合同等，我利用另一面的空白页做为作品的承载，在上面拓写前一面的文字或依据前面的版式来描摹他人的手迹以及将物品沿边拓摹。手工拓写和描摹是这次作品的工作方式，以前的作品是通过机械扫描把原来的物品变成一种数字记录，然后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两个展览共通的方法都是要与物质对象发生直接的关系。扫描是机器和物品进行一种拷贝式的、机械式的零距离接触；拓写是一种人与物更直接的接触。扫描与摄影的关系就像拓写和写生的关系，摄影者和对象没有接触，有一定距离才能拍摄；写生也是有空间距离的。所以从表面上看拓写是人工版的扫描，扫描是机械版的拓写。

记者：为什么会从机械转向人工的“拓写”？

洪：它们只是使用的方法，首先应该与所做作品的内容有关。机械扫描强调的是记录的客观性，也就是它者角度所具备的证据性，这和《我的东西》与《负部》系列在概念上是相符合的。而拓写虽然也是一种转述的方式，但在其过程所反映的是人与物在接触中产生的精神情绪，比如拓写印刷字体是对一种系统与机制的体验。拓写他人的手迹就会有对身份与权力或是情感方面的体验。而拓写过去的东西可能会有对时间和历史的触摸感。拓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自我修行的性质，它与被拓物形成了个人意志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关联。因此我将一种在我们自身文化脉络中存在的以内省的、自我约束为认知内容的文化性，进行一个在当代价值体系上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不但反映在这次展览的作品上，也体现在搭建自我系统过程中的认识中。实际上我从2003年开始就使用“拓写”的方法，曾经把一期的《美国艺术》杂志完全拓了下来，还拓写过一本名为《当代艺术》的书，2009年又拓过《麻将》的展览图录。这次我是直接在原件的背面上拓，而不是另外拿一张纸和原物接触式的拓。这样的结果是我给原件增添了精神的一面，使一个物品构成了内外的两面性：一面是个人化的精神体验，另一面则是社会系统里被生产、被复制的物质存在，我使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互为相关的新生形态。

记者：你之前的《我的东西》、《负部》等作品与现在“就势”展出的作品，都属于“密集型”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动机驱使你将无数琐碎的东西不厌其烦地罗列在一起？

洪：实际上这种密集的视觉形式，是源于做作品本身的基本概念。比如在《我的东西》系列中，我最早的想法就是将个人生存状况以一个流水帐的形态展现，其中上面的每个东西都会跟我们的生活细节发生具体的联系，所以我当把这样的生存集锦在一个平面上时便出现“密集”的视觉，它展示的是一个当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景观。后来，这种“密集”渐渐形成了一种美学内容，并影响到了《负部》和“就势“里的一些作品。

记者：这次拓写选择的对象有什么特殊意义？

 洪：这里边起码有一半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合同、表格和单据等，但不是必须都跟我个人生活有关，主要与我们认识的社会系统有关系。每个人都是依据这个系统来生存，这个系统有一种公共性，它是我们精神活动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