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所以你想到了“就势”这个题目？

洪：首先它是一种生存观，一种哲学观，或者是一种态度和方法。这个词来源于“依形就势”，是指中国园林设计里的一种布局方式，它同时也与传统风水学相关，其内容就是搭建一个与现有事实相联系的合适关系，而不去改变这种事实的原本状态，它体现了我们东方思想中的一种文化逻辑和态度。而从另一方面看，“就势”也可以认为是某种提问;依据形势如何去办？可能没有固定的答案，它引发着一种更加开放的解释结果。“就势”前提首先需要有一个被“就势”的“势“才能产生这种的状态，这种“势“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存在，一种与我们的社会系统相关的现实，比如势力与权利等。就这次具体的作品而言，一方面我把收集来的与这个系统有关的文件现成品当作一种事实，实际上这些原件都有着个自的经历和历史，比如上面的折痕、被粘接的效果等都与反映着它存在的社会性。我在它们的背面来依据正面的情况进行拓写和描摹，也使这些在功能上大部分已经失效原件被重新激活而呈现出另一种重生。此外，这次作品的媒介都是纸制品，纸是有着自身属性的，它会根据存在的环境尤其是湿度而发生明显的反应，比如现在是冬季，作品在镜框里会因干燥而收缩翻卷，同时也被有机玻璃产生的静电所吸引形成飘扬的状况，而在夏季它们又因为潮湿会发生膨胀形成褶皱的情况。因此，作品的形态是活的，也是依形而行的“就势”状态。

记者：拓写这种方式是不是跟你最初学的版画专业有关？你最开始的创作关注的是什么内容？

洪：实际上这次作品里的拓写内容只是有关原件的文字部分，而其他的内容如图像部分我是空出来的，这如同版画套色中的某一版，也可以称做是文字版，这种审美趣味可能与我多年从事版画创作有关。大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版画，作品《藏经》系列其实我在1988年就开始做最初的尝试了，在这套作品里我将不同性质或体系之间，如历史和现代，以及不相关联的文化元素放在同一个层面进行混搭和重组，使他们融合后生成出一种新的关系和状态。毕业后我着重把这些东西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一直持续到2000年。这个系列的版画作品所展开的是关于认知与重建问题的思考，在它十几年的创作中逐渐形成了我的基本思考方式和做作品的基本方法，并影响到今天的工作中，比如对认知与社会体系的关注、比如将不同关系的二者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的方法等。在上学期间在做版画的同时我也开始进行在摄影方面的尝试，从那时起我就已经用两种媒介做着各自的作品了。

记者：摄影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洪：对摄影的兴趣跟我们的美术教育有关，因为在这种体系下要完成对一个事物的描述通常需要经历长期的技巧训练和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才能完成，而这个漫长的过程会消磨自身对艺术的热情。摄影则通过机械帮助人大大缩短这个过程，它的迅捷性和客观性是最初打动我的的原因。

记者：你的版画、摄影、数码作品还有这次的装置作品，它们之间都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但你做过一些观念性的项目似乎与前者的关系并不密切，这些项目的关注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洪：我认为在这些不同媒介的作品里所进行的思考，很多是围绕着我们的社会系统、文化体系在认识层面上展开的，其中对于艺术体制的思考是我必须面对的，因为它是我们这个行业最有力和最直接的影响，我和颜磊的合作项目基本上是关于这方面的探讨，比如1997年我们的第一个合作作品《邀请信》、2006年的《泰康计划》以及2009年在前波画廊做的 “气泡”展览等。而在同一年我为箭厂空间的艺术项目“就在拐角“做的作品《另一个市场》，则是一次有关价值系统问题的社会实践。我把大量艺术类的杂志和书籍以及一个电子秤放进了胡同的小卖部里，我让它们参与到小店日常的生意中，这个交易内容是凡购买这个小店里东西的顾客都可以获赠同等重量的艺术书籍，也就是说买一斤水果就可以得到一斤书，它让人看到评估机制的转换对于价值概念的影响。

记者：你和肖昱、宋冬、刘建华、冷林组成的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是怎么形成的？

洪：首先我们比较熟悉又都彼此认可，而且五个人年龄和背景经历都差不多，这是一个基础。小组的名称“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简称”政纯办“是小组成立后的一次集体讨论里提出的，它的由来与我们共处的社会背景和共同经历是相关的，我们小时候所接触的社会形态和被灌输的价值认知是由强大的政治意识所决定的，那时的中国政治的斗争是将权利与认识相交在一起的斗争，他们不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也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命运。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非常特殊的社会形态，并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影响着思想和观念。因此对于个社会时期里的一些形态内容，我们认为在美学上的认识是有价值可能性的，它是我们经历中的财富，比如集体概念等。纯形式是指脱离了社会的现实操作而进入到美学层面上的艺术实践。

记者：与其他艺术小组相比，你们这个小组的特别之处在哪？

洪：做作品的具体过程可能与其他小组的差别不大，都是经过讨论、分工、配合等。我认为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存在方式，这个方式就是“在一起“的集体形式，“在一起“的集体活动是”政纯办“艺术实践主要内容。它包括艺术讨论、旅行参观、吃喝玩乐等，我们叫”过集体生活“。我们通过这样的集体生活来展开思考，比如我与我们的关系、集体观在今日社会生态中的价值与意义等。实际上”政纯办“的很多作品是以此为契机的，比如《政先生》就是把我们五个人的标准像通过重新合成后的形象，他即有我们五个人的特征又不同于具体的哪个人。所以”政纯办“我认为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那种团队型的合作小组，“在一起“的存在形态是它的内容。

应该是85年，正好是85新潮这个时期，那段时间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启蒙阶段，大家都有着对艺术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对过去艺术系统进行反思的共同诉求，所以在那个时代，我觉得做艺术是非常具有激情，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艺术形式。所以我们那时对当代艺术的认识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种自学的状态下完成的。

【编辑：王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