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太湖览胜图》 《瞿塘云起》等一片云气氤氲的作品，在北京画院美术馆里参观“文治风华——宋文治绘画艺术回顾展”的一些观众不禁感慨：“真是云深不知处。 ”此次展览呈现了新金陵画派画家宋文治的山水画作品，其绵延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被划分为“山川巨变” 、“湖山新貌” 、“江南春潮” 、“彩墨华章” 4个部分加以呈现，一片浓厚的南方风景呼之欲出，亦昭示了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宋文治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对中国山水画风格的改变。《山川巨变》 《江南三月春意浓》 《黄鹤山樵笔意》 《北海群峦》等作品，在展览中呈现了江苏国画院画家宋文治清雅、隽秀的绘画风格，而长达3 . 7米的《太湖胜览》手卷，更成为展览中的亮点。在谈到宋文治先生的创作之路时，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说：“宋文治善于吸收、取法广博，从明末清初的‘四王’到与他同时期的吴湖帆、陆俨少、朱屹瞻等师友，包括傅抱石、钱松喦等同道画家，宋文治都有吸收，这是他接受传统滋养的多源渠道。他把这些传统滋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把握，他的每一幅画都是那么扎扎实实，其中又不乏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和本人的才情灵气。 ”

写生山水南方

在宋文治的笔下，无论是田园、都市、长江天险还是建设工地，都有一种浓浓的、基于他的生活地——中国南方的诗情画意。

生于江苏太仓的宋文治，博采江苏地区山清水秀、江湖纵横的山水特点，以及金陵文化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和南北交融性，与在浓郁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辅以西画影响的新金陵画派的风格不谋而合。新金陵画派的画家们，傅抱石山水气势豪迈，钱松喦画风雄厚，亚明作品空明灵动，魏紫熙则兼取南北两貌，而“宋太湖”的笔下，可谓典型的江南山水，尤其在表现江南的趣味和韵味方面更有其独到之处。

“太湖很美，我的画如何，任人们去评说吧!不过，我穷毕生之力，经过意匠经营总在追求一种美感，追求一种情景交融的美的境界、诗的境界。我有一个生活基地——太湖，我较长期生活在‘暮春三月，莺飞草长’的江南太湖流域。 ”宋文治曾经这样说。

宋文治可以画小桥流水人家的温润江南水景，也可以画雄放刚健的南方峡江险势、黄山奇观、云壑飞流，此类作品往往借鉴北派笔法，融入南派水墨韵味，意境浑莽，气势磅礴;他还可以画独具特色的“小泼彩” ——以自然流淌的色彩肌理为基础，添加山水屋木，使之成为一幅幅意趣天成的山水画。

宋文治以及众多新金陵山水画名家们的探索，亦昭示着新中国成立后南方画家对中国画的服务对象与改革手段的推进。“1949年之后，新的社会现实不仅对山水画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整个旧的文艺样式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就是对它们的改造——要将它们从脱离现实的人文闲逸状态，改造成为关注和表现现实人文并为现实服务的一种工具。因此，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山水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展开了它的发展轨迹。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表示，新金陵山水画的崛起，主要以写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通过画谱而世代相袭的画法，不仅获得了发展的契机，而且具有的启示意义也对其他画种的改造和表现起到了示范作用。

宋文治曾经表示，一个当代画家，如果仍停留在“古道、夕阳、昏鸦”那样一种意境，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要十分珍惜当代生活这一艺术创作的源泉，继承传统、创新变革，都离不开这个源泉。钱松喦亦说：“一幅山水画中有了现代的人物、建筑等，在题材上显示出画家表现新事物的倾向，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画家仍需要在他的画中表现出对时代生活的体会与新的感情。 ”在这其中，写生的作用功不可没。

上世纪60年代，金陵画派的画家多数参加了江苏国画院组织的两万三千里的旅行写生，纵横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6省，观览祖国壮丽山河，深入感受生活，变法传统笔墨，开拓创作新题材，既有反映祖国工农业建设和革命圣地风貌的，也有一些水乡特色的画作。写生的这段经历不但开拓了新金陵画派画家的视野，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对他们来说，创作之源在于写生，变革之源更在于写生。

中央美院教授孙美兰将老一辈画家的山水创作方法归纳为“游、悟、记、写” 。宋文治以“四王”的浅绛画法写时代新意，比如他看南方的山、看南方的云，“远景山外有山，淹没在晨光熹微的迷蒙雾霭之中，宛如天幕高悬，清淡朦胧，空间深远。远山如云，云如远山，云是山的神采，处理得好整个画就有精神，云与山之间要有机地联系，山外有云，云中见山，这样画面就有层次” 。“胡佩衡先生当年提倡‘古法写生’ ，但在实践中，通常古法是古法、写生是写生，很多传统技法不适用于表现当代风景，所以技法有隔膜。 ”评论家李树声认为，新金陵画派的写生方法，能够将技法与生活结合得天衣无缝。

泼彩东方文化

宋文治的《峡江图》用水波和赭石色表现三峡; 《桐庐》以焦墨和淡绿表现山林与江水; 《江南三月》《江南春晓》中，一片娇嫩的桃红，显现出清雅的早春江南气息——在色彩上，宋文治将西画的着色方法移植到中国画中来;在造型上，他又将西画的块面构成融会到中国画的线条造型中来。展览中，宋文治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泼彩法入画，在陈履生看来，于严谨的法度中融入了许多偶发性的生动效果，画面因此氤氲弥漫，个人风格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小可介绍，宋文治60岁后的泼彩虽然是受张大千、刘海粟的影响，但他的泼彩并非重彩而是淡彩，因而清新素雅，并且抽象中强调具象，用有形写无形，有他个人对南方风景的感受、对东方文化的理解。

对于泼彩这种技法，宋文治曾经说：“泼彩要用得自然、神秘，不能单纯依赖泼彩。国画的笔法是‘写’ ，泼彩也是‘写’ ，要让泼彩体现出‘写’的感觉来。在‘泼彩’和‘笔写’之间的连接要主动一体，二者不能有分离的感觉，要让‘笔写’长进泼彩中去……我尝试运用西洋水彩画中的对比色、调和色、灰颜色作中国画。要有强烈的色彩感，又要追求‘调子’ ，但又不能给人感觉是西洋画，要把中国传统的笔法、技法融合进去，把中国画的墨色融合进去，让人一看还是中国画。 ”“父亲经常讲，他画画是‘拿来主义’ ，只要适合他的，不管是大画家还是小年轻，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创作上都会吸收。 ”宋文治之子、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宋玉麟所言的取“百家之长” 、融“中西之粹” ，更是新金陵画派画家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为中国山水画采撷南方风物与精神的创作通途。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