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艺术家比尔·维奥拉
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 1951-)，是美国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尤其在新媒体领域。他学美术出身，但从美术学校毕业后又学过一段时间音乐，因此他和录音、电视、电脑等媒体接触较早，也和新媒体的主将白南准等人颇有往来。他虽是个美国人，却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东方的宗教，借此让自己的艺术可以进入更深更大的境界。他的作品主题常常是涉及人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真实的生命内容。因此他创作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宽广的覆盖面，使得他在美国的当代艺术界声誉卓著。他是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美国代表艺术家，展出的“深藏的秘密”，是行为与新媒体相结合的系列当代作品，挖掘人们深藏的情感表现。1997年美国温迪美术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大型回顾展，并在国际上巡回展览。2000年，他被选入“美国艺术科学院”。2009年他获得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际大奖，这个奖项颁发给“其创作的作品为发展文化，科学和人生价值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西班牙还为其出版了个人传记。
(以下三图为维奥拉多媒体作品，借图像表达人的生存苦痛，或者水与火等基本元素)
维奥拉访谈
——采访者为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玛丽女士，访谈节译自《当代艺术中的佛教思想》
问：请说说你是如何对佛教感兴趣的，又是如何使其进入你艺术创作中的?
我在1960年代末上大学。那是个社会变革的年代，这个变革的一部分便是重新注重精神的训练，古代的东方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在美国年青人的文化中第一次自由地传播，我在校园里参加了几次冥想训练并开始阅读有关的书籍，像《西藏生死书》。不过我第一次与佛教相遇是在1980年，当时我得到了一个日本美国友好协会的资助，携妻到日本住了一段日子。日本发达的技术和发达的传统文化，在我看来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了。
我首先想要学习的是“禅艺术”，那是我在书上看来的日本十五世纪的大画家雪舟的传统水墨画，但找到一个这样的老师并不易。当然，这就像一个日本艺术家来到西方要学习伦勃朗的画法，而这些艺术家早就死了。最后，一个日本朋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这么做根本不对，你为何不去一座寺庙，学习禅?然后，你做的任何东西就是禅艺术了。”这一下仿佛让我在一向熟悉的路上踢到石头了。我倏然意识到，我所珍视的艺术该是为另一些事服务的—一些更大更深入的事。直到那个时候，我对成功艺术的定义是在画廊，美术馆，或者一些另类空间的展览范围内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在日本，我这个看法开始被改变，它下降到艺术与生活为伍，它将成为来自生存质量的一种实践，一种让思想往深处去，一种让制作者精神成长的事物，而不再是看一件作品本身有什么样的优点，或它在展示上有什么成功。艺术应当做更重要的事，然后才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启迪改变了我的人生。
另一个体验坚定了我的这个想法。那是在东京的株式会社艺术馆，看一个来自京都寺庙的艺术物品展。当我们站在一排真人大小的菩萨像前，正在读旁边的文字说明什么的，却有一个日本小老太太，越过我们直接走到菩萨像的跟前，向每一尊菩萨像默默地鞠躬祈祷，然后把一条丝巾献在塑像伸出的手上。我被惊呆了：这可是个美术馆哦!而美术馆的警卫对此不加干涉，也让我惊讶不已。在这个时刻，艺术落实于生活，艺术对于生活产生作用正在这些展品上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我油然感到，一直以来自己就象一个人一直在夸奖电脑的外形如何好，却从来没有把电脑打开过一样。
还有一个契机是，1980年跟我参加同一个项目的美国艺术家James Phillips给我看了一本书，是Anada K.Coomaraswamy写的《艺术中自然的形态变化》(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in Art), 这本书完全改变了我对于艺术的看法。 Coomaraswamy是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位优秀的宗教学者和哲学家，也是个艺术史家，他对于中西方宗教很有研究，也非常懂得印度的传统和东方的艺术。他批评西方对于艺术分析和展览的体制化，他非常知道，那些单个的艺术品其实不是独立的审美物，而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体系和精神传承中的一个部件。
他在移居美国后，开始研究西方文化的精神根源。Coomaraswamy在他的书中这么发问：‘为什么要展览艺术作品?是被要求去阅读了解艺术家和美术馆的职业性吗?他还说，“美术馆不过是我们存放一些我们会忘记该怎么用的东西的地方。”他还说，“除了‘视觉艺术’这个称谓，所有的艺术再现的是非视觉的东西。”
Coomaraswamy对于我在日本所碰到的艺术困惑时期实在是帮助很大，不过这还不是我得到的最重要，最有益的启示。我和妻子在日本遇到禅师才是最重要的启示。我俩都对禅修有兴趣，我们在东京最终找到了一个云游的禅师田中。田中是一个具有鲜活的独立精神的人，他不住寺庙，却四处云游，他几乎不懂英文，但我跟他的交流却是最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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