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藏品

端方藏品

几乎是无一日无沙龙

即便在出国考察宪政的大半年里，他也费尽口舌，从柏林拓回《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孤本。又在既定日程之外，偷闲跑去埃及搜集古刻，归国后制成拓片，分赠亲朋。

论拓本题跋的数量，李葆恂、褚德仪(后避宣统讳，改名德彝)、王瓘、张祖翼这几位是为他“掌眼”的主力。而不论王闿运、杨守敬等学界大佬光临，还是招待伯希和、内藤湖南等异国访客，端方也颇以公诸同好为快，从不吝所藏珍品示人。

有论者一口咬定，匋斋所藏大都是靠权势巧取豪夺或变相受贿而来，照此推论，端方必是占有欲极强，贪得无厌之辈。可是笔者却看到不少关于他与友人、下属互相赠予交换名迹善拓的记载。

如完颜景贤原藏有虞世南书《破邪论》跋，他便以《孔子庙堂碑》拓本及《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墨迹本赠之，使完颜氏得以“三虞”为堂号，端方自己也换得四明本《华山庙碑》，令三本聚首，“宝华盦”实至名归，一举促成两段佳话。用真迹加拓本换一部拓本，只因更加钟爱后者。而以叶志诜手拓小忽雷墨本赠刘世珩(刘氏已藏有唐代乐器大、小忽雷)，无非是希望物得其所，更谈不上有任何私心。尤其是在海外参观了各国博物馆，使他越发不将藏品视为一己之私，而一心打算在中国创建博物馆，既令更多人有眼福亲近国宝，也可避免收藏者去世后藏品容易散失的厄运。这种意愿在下文所引书札中即有所体现：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陈伯陶受命致函李渊硕，商购顺德本《西岳华山庙碑》：“弟近日上院，知海内《华山碑》四本，其三本已归午帅……此次江宁拟开博物院，午帅称将来即送博物院，以备士夫纵观，且免散失，用意良深。又言尊大人所获一本，惜未得聚在一处。如能合并，尤属大观。弟思阁下宝此家传，固当守而勿失，然物得所归，亦为至幸。比之弆(jǔ)藏秘阁，徒饱蠹鱼，使海内人士不获一观，当亦非尊大人之素愿。且午帅购买碑帖，不惜重赀，收藏之富，近今罕有。阁下如能将所传《华山碑》公诸同好，或取重价，或换他名碑帖，俱可商量。”

所谓“备士夫纵观”，端方早已身体力行，将所获碑石、墓志“罗列满庭院”，供来宾观赏，俨然一副“小碑林”的架势。1905年，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他也曾给予大力支持，并以70件文物相赠。则信中所言“此次江宁拟开博物院”，当另有所指。估计由于调任直督，此事只得搁浅。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突遭罢免，他才终于可以了结宿愿，心无旁骛地在京城琉璃厂建造匋斋博物馆，以“所藏金石书画、古器捐设”，四明本《华山庙碑》等也赫然在列。这也证明“将来即送博物院”云云，是言出必行，绝非诳骗之辞。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馆主遇难，博物馆势难维持，其毕生所得，仍未逃过流散四方的命运。

也有论者以为，端方无甚学问，不过附庸风雅，以此炫耀而已。此说似亦有失公正。他的鉴赏眼力究竟如何，是否全无主见，只知人云亦云呢?答案是否定的。据伯希和自述，当他在两江总督府上受到热情款待，并出示所获敦煌经卷时，作为第一位得见宝藏真容的中国学者，“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若非对国学浸润至深，恐无此识力。

昔人曾比端方为毕沅、阮元，或稍嫌过誉，但他酷嗜金石书画，“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是为有真性情的第一流人物。

【编辑：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