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很多人都是两份工作，”路易斯•布瑞丽（Louise Brealey，剧中扮演Molly Hooper，暗恋Sherlock）说到，她刚刚参演了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主演的BBC热门剧集《神探福尔摩斯》（Sherlock），“经济衰退，以及政府对衰退的处理，让世道变得更艰难。政客当然视艺术为最容易舍弃的对象。艺术当然不能救人的命，但我认为艺术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

瑞丽，和她的很多同龄人一样，是个工作多面手。她曾经同时从事表演和新闻工作，是Wonderland杂志的副主编：“我一度在皇家剧院彩排的时候，在茶歇的空档里为双峰（Twin Peak）的20周年纪念做编辑工作。”最近，她一直在做纪录片调研的工作，并刚为BBC制作了一部儿童喜剧，《查尔斯·狄更斯》（The Charles Dickens Show）。

布瑞丽认为，艺术工作的低报酬和资金不足事实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背景贫困的孩子来说，新闻和电视制作行业，长期以来都是很难以进入的。因为这样的行业意味着你会在看上去无止尽的实习生岗位上一直工作，且没有报酬。如果没人在经济上资助你，这是不可能的。”她说，“结果就是来自工薪阶层的声音会更少，虽然现在已经够少的了。

罗伯·詹姆斯-克里尔

曾在《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扮演男仆托马斯的罗伯·詹姆斯-克里尔（Rob James-Collier，下图），在今年早些时候的Radio Times采访中曾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他表示工薪阶层的演员由于没有来自富裕家庭的支持，已经被挤到一边儿去了。克里尔在斯托克波特长大，靠着给砖瓦工当助手，和在工厂里包装冰冻面点资助自己的演艺事业。为了进入表演行业“你必须免费的工作一年。”他说。

根据演员工会Equity的统计，随时都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演员是处于失业状态。工会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地方剧团每周379镑，西区799以下座位剧场每周497镑，1100以上座位每周607镑）是为了帮助演员度过没有工作电话和试镜失败的困窘时期的，但要应付开支还是非常困难。作者的预付稿费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但自从21岁的无名小辈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以其处女作《白牙》（White Teeth）获得250，000镑预付款以来，这样的情况也急剧减少，史密斯本人还在大学里。

德比丝·帕特森（Debs Paterson）去年执导了她第一部故事片《球动非洲》（Africa United）叫好又叫座，她发现作为新晋导演得到的报酬“被摊的很稀薄”。“我得到的报酬很合理，我也觉得非常幸运，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她说，“但这报酬代表的是一年半的工作，各种体力透支，以及我们前期准备花费的大量时间。”

帕特森在电影院工作，执导公司宣传片和设计网站为其第一部短片筹钱。“一部电影就像一个高风险的创业公司一样，”她说。“可能非常成功，也可能变成一个灾难，造成这两极的背后有种诡异的魔力，谁也说不清楚。”

就算是有名的艺术家也发现很难收支平衡。三月的时候，苏珊·希尔（Susan Hill）在推特上宣称，尽管由她的畅销书《黑衣女人》（The Woman in Black）改编的电影全球总收入已经有1亿英镑，“我仍然是破产的。”同样的，当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在2009年以《狼厅》（Wolf Hall）获得布克奖后，她相当不文艺的将这50，000镑奖金全部用来还了房屋贷款。“我这20多年来都一直有书出版，虽然评价都不错，但从未有书大卖过，”曼特尔去年写到，“仅仅写小说是很难有很好的收入的。”

情况总是这样的。吉莲·维尔林（Gillian Wearing特纳奖获奖艺术家）曾是个电话市场调查员，而比利·布拉格（Billy Bragg摇滚歌手）曾在通宵加油站工作过。五人独立摇滚乐队the Long Blondes的吉他和键盘手艾玛·查普林（Emma Chaplin），平常在利兹图书馆工作来补充收入。卡尔文·哈里斯（Calvin Harris）出首张专辑的时候还在玛莎百货邓弗里斯店打工。

在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在丹麦，挑选出的好的艺术家会被授予终身的年薪。在瑞典，政府提供5年和10年的艺术奖学金。不过有趣的是，我在英国交谈过的大部分艺术家宁愿保持艺术独立性，也不愿意从国家得到资助。

“我认为公共补贴是很棒的，”帕特森说。“但是我也觉得这有些风险。没有人欠我什么，如果我要花别人的钱，我想有能力偿还。当然如果能多休休假，不用担心钱是很好的。但是我总觉得人如果过的太舒服，就会脱离现实。如果你有一台计算机和一个学位，你已经属于人类那前1%里的了，所以我为什么还要没有生存压力的随波逐流呢？我希望能自食其力。我不希望别人说，‘你不该有今天的地位。’”

鲁尼也同意帕特森的看法，她说：“看见这么多的经费被砍确实令人担忧，但对于我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申请经费资助的。我现在还可以兼顾这两份工作，但如果我要孩子的话，可能就不行了。我认为艺术委员会的经费和补贴是为确实需要的人提供的：如果你已经当了10年作家而还是除了这个别的工作都找不到，对我来说，这补助就真的和失业救济一样。”

走出来在真实世界里工作也有优势。虽然住在阁楼里一文不名的艺术家听上去浪漫，纯粹，但也少了日常的灵感触发（更不用说，他们最后都苦艾酒上瘾，或者死于肺病）。鲁尼说，有一个日常工作，也能对你的工作有反馈：“出了第一本书后我当过一段时间历史和GCSE英语老师。没有什么工作比教一个班的15岁孩子更能让你认识到什么能保持注意力了。之后我在写作的“对话”部分和怎样才能让人保持兴趣方面做的更好了。”

作为写小说的全职记者，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记者的身份意味着可以问各行各业人八卦的问题，这是一种你能想到最好的洞见人们状态的方式。并且如鲁尼所说的：“有其他的工作可以更加鞭策我，因为我知道用于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就会更加好好干。”

但这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否一直可行还是有争议的。路易斯•布瑞丽说她知道“很多人最后放弃表演都因为他们一直是用打零工或者电话销售的钱来付账单，这最终压垮了他们。如果每天晚上都在星期五餐厅打着零工黯然神伤，这确实很难坚持，”她补充说，“一开始你觉得还好，但是十年后呢，确实会觉得身心疲惫。”

【编辑：宋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