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来说，当代艺术在广州的活动远未成气候。因为缺少持久的支持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广州的当代艺术发展似乎还缺乏坚实的土壤。
就此选取两位成长在广州本土的“80后”青年艺术家———郑敏和韩建宇。郑敏在2007年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展上以作品“裸体王小波”而名噪一时，而后奔赴北京读研，却在最近萌生退意。而韩建宇则为近日开幕的“野生视觉———广州青年当代艺术家专题展”参展艺术家，经历风潮一时的“卡通”图式到今天转型的过程。
就此以他们为切入口，谈谈他们眼中这片曾经，或正在培育他们的土地。
郑敏：我们这代艺术家需解放自我
记者：声名鹊起于广州，广州的经历给了你什么?
郑敏：我在广州美术学院读了四年书。这四年，不仅是我学艺的开始，也是我直接接触社会的开始。广州看起来是个拒绝“理想主义”的城市，它充斥着现实主义色彩，正因如此，这里生活的人做起事来大多都很直接。这种生活环境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让我从接触社会的一开始就剔除了自小养成的自卑和虚荣。在我看来，这两种品质对我的艺术追求都是有害的，它们会迫使我虚张声势，成为我自己讨厌的那种人。
记者：而后转战北京，北京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郑敏：我去北京是因为要读研究生。北京开始给我的吸引就是那里有一些追求理想的人，然后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有了某种氛围。许多人都说北京“艺术氛围好”，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成熟的氛围就像一种体制，它若良好的话当然会让艺术家玩起来更起劲，但这并非必须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艺术家老想隐居了。
记者：北京的艺术环境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你的艺术创作因此发生了变化吗?
郑敏：我到北京后有些水土不服。我刚去北京时急于进入那个圈子，做了许多妥协，差不多要放弃我在广州时形成的实在品质，而结果令人气馁。我一度中止了创作，直到我考上研究生，躲起来重新思考得失，才又开始做了一些和以往不一样的作品。现在，我不再考虑艺术之外的太多东西。做艺术就和玩街舞酷跑一样，玩开心就好，大可不必那么累。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出现了种种弊病，如某些成功艺术家的固步自封、批评家的水军化以及画廊的唯利是图等等。都已经成为北京这个圈子不得不面对的敌人。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来，北京和广州有什么区别?
郑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他在广州和北京都工作过。他在这两个城市拍的照片很容易说明这两个城市的区别：广州像洗过的玻璃，很锐，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舒服，但晶莹剔透。而北京就好像一张迷蒙的照片，令人神往。可你一旦进入，会很容易憋屈，很容易就丧失了方向感。
高度市场化无疑是中国当代艺术最成功的方面之一。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当代艺术产业”的体系，它从“找角”到培养雪藏、再到包装推广然后营收分红已经形成了一条很成熟的产业链。这样的环境下所产生的作品，表面上是署名艺术家的，但实际上是整个产业链条的共同工业品。这和当代艺术的独立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
自去年回到广州，我发现我许多朋友都在埋头做作品，恰恰是回来后我才很认真地做了一些作品。虽然没有什么聚光灯，但我们很乐观。因为真正成功的当代艺术家必须是自由和快乐的，他们应该以创造为乐，而不应该痛苦地去做金主的奴隶。
记者：有评论称广州相对缺乏当代艺术发展的土壤，你怎么看?
郑敏：与北京相比，广州缺乏当代艺术发展的土壤似乎是一种行内共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