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UMENTA（13）

遗憾的是，时隔一个月多，我还是没有理出些微关于dOCUMENTA（13）的头绪来。在卡塞尔短短的三天里，原本以为能够浏览一遍所有参展作品，回来后整理资料时发现，还是遗漏了不少，意识更是一片模糊或空白。实际上，如果三天内能找到所有参展作品，其间所经受的视觉、感官刺激及其庞大的政治、历史及思想信息量也足以让你的眼睛、大脑乃至整个身体“崩溃”，而那些零星的感受和碎片的念想，最后也会被疲劳消耗得一无所有。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努力根据自己零碎而又含混的现场感受记忆串起些许事实未必存在的“线索”及其历史关联。

dOCUMENTA的历史与dOCUMENTA（13）

有人说，dOCUMENTA（13）将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展览之一。我认为，假如放在近十年或二十年看，dOCUMENTA（13）作为重要的展览之一，一点也不为过。可是，将其预言为一个世纪最重要的展览之一，还是有点言过其实，至少未来90年，我们还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即使dOCUMENTA本身意味着一种可能的趋势，但趋势也是在不断地延异中，也有被新的趋势取代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显然是一种倾向于共时性的判断，如果将其置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dOCUMENTA史，就会发现，其还是有失审慎和必要的克制。为此，我们不妨对dOCUMENTA的历史做一简要的回顾。
 

很明显，如果说1955年第一届dOCUMENTA意在朝向历史的话，那么从1959年的第二届开始，它便逐渐转向未来和可能的趋势探问。dOCUMENTA的创始人也是当届策展人阿诺特•波德公开表明，“第二届文献展面对的不仅仅是显示从1945年其发展的过程，去有力强调那些最为重要的大师，更应该关注那些跑在经典艺术之前的新概念的发展。”这一理念持续至今。我想，这也是一直以来它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所在。对很多人来说，都期冀从中看到一种可能的方向。

dOCUMENTA（13）

 
    当然，事实也不尽然。虽说其中大部分的主题和理念都有明确的导向感，但也有个别恰恰是去导向感的，或者说，在它这里导向或趋势及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反而成了一种束缚和障碍。譬如1982年的第七届，策展人鲁迪•福克斯提出“将艺术从各种束缚和激变中解放出来”，展览没有确定某个具体的主题，只是表明这样一种去导向或趋势化的理念和态度。福克斯在致艺术家的邀请函中这样说，“我们经历了许多展览：优雅的、乏味的、政治意味的、神秘的……这个展览又将阐明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失望，感到我们的作品不知何故被某种力量操纵着：事情总会牵扯到某些文化背景、历史记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把这次展览看做一个‘故事’，甚至想过以此作为展览的主题：‘第七届文献展——一个故事’。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什么主题。”因此，往届都将关注点放在一些艺术运动，或是放在艺术家身上，而福克斯却把重心放在作品上。如果说dOCUMENTA意味着一种可能的方向的话，那么对福克斯而言，这个方向就是没有方向。

    不过，之后的8至12届，都有非常具体和明确的主题。而且，不同策展人，他（她）所提出的理念和主题与其知识背景、关注方向，甚至身份认同都有着直接的关联。比如第11届的策展人奥奎•恩维佐提出的主题是“后殖民与全球化”，这实际上与他的非洲裔身份不无关系，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叙述中国历史一样，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印度裔这一自我身份认同的色彩。某种意义上，卡洛琳也是。虽然展览中没有明确的线索和意指，但她对于贫穷艺术的推崇，对于边缘实验的发现，包括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问题的深度关注等等，都与她的知识背景、学术视野、视觉趣味乃至身份认同不同程度地有着一定的潜在关系。

    卡洛琳明确了四个关键词：舞台、围困、撤退、希望，事实是我们很难从中探得其明确的导向何在。在这点上，它似乎更接近无主题、无方向感的第七届。且两届的重心都不是艺术家和策展人，而是作品。就像卡洛琳略显含混的解释一样，她说：“什么处于围困之下？什么处于希望当中？什么是撤退或退场？当我在舞台上表演时我在干什么？我所感兴趣的是，上述四种处境其实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始终是互相重叠，彼此区别但又同时发生的。”不同于福克斯试图将艺术从政治、社会等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是，卡洛琳显然是有态度的，她依然坚持艺术就是政治，认为形式和概念都是一种抵抗。而且，我们虽然无法整体上确知她针对的问题或抵抗的对象是什么，但从局部或就某个具体的作品而言，都不难找到其中暗含的所指。因此，作为展览，dOCUMENTA（13）是开放的，但每一具体作品却并非走向空无，大多都有一个隐性的态度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