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看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摄影作品时，可以忘记这个名字本身所施予的暗示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不能够。

在摄影展《消失的技法》中，思想家“鲍德里亚”无可避免地隐身于每一幅作品中，带着他的《物体系》，他的《消费社会》、《完美的罪行》以及《象征交换与死亡》。他的名字、后现代思想体系和摄影成为了一种共生，失去这一关系联想，眼前的图像也就将随之消失一部分可读性。

让·鲍德里亚夫妇

鲍德里亚由法国思想界的一个游离者而为大众媒介膜拜偶像，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于1999年的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The Matrix)。在该片风靡全球后，众多技术考据迷认定，“黑客帝国”正是建立在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社会所描绘的“拟像”图景之上——一个“谋杀本真的实在”的数码世界。鲍德里亚在他晚期的“拟像理论”(Simulacrum)中指出，主体、意义、真理、真实事物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符号化的商品以及“超真实”的符号逻辑。在《公元2000年已经来临》中，他这样写道：“世界并不是辩证的：它在走向极端而非均衡;它热衷于彻底的对抗而非和谐或综合。它遵守的原则就是魔鬼撒旦的原则。这一点表现在物的狡黠的天赋中，表现在纯粹物的迷狂形式中，表现在它战胜主体的各种策略中。”

鲍德里亚于是被视为一个伟大而激烈的预言者。但他本人生前并不接受这种膜拜，拒绝了好莱坞邀请他加入续集创作的请求，而他的夫人玛丽亚·鲍德里亚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也提到，鲍德里亚认为这部电影和他的理论没有关系。

在巴黎南泰大学(Nanterre)任教20年，至退休也没有得到教授的职位，这一缺憾在鲍德里亚名声大起后反倒成全了他的独特性。人们对这位后现代文化最重要的代言人充满了探究心，但直到2007年去世，鲍德里亚也没有写过一本完整意义上的自传，他对自己家庭背景的回忆以及谈论它带给学术思想的影响，只是以其偏爱的片断形式，散落在五本《冷记忆》(Cool Memories)中。在《冷记忆Ⅱ》(1987～1990)里，他有一段约500字的自述：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因病提前退休的公务员，自己是一工作就处于边缘境地的大学老师，“这条人生链已经持续到了懒惰的最高阶段”。在他看来，懒惰是一种适可而止和尊重的原则，“这条原则会引起对宿命的某种偏爱。懒惰是一种宿命的策略，而宿命是一种懒惰的策略。正是这种偏爱，使我对世界同时抱有极端和懒惰的视觉。不管世界如何发展，我不会改变这种视觉。我憎恶身边市民们的喧嚷活动，憎恶他们的主动积极、社会责任、野心和竞争。这些都是外生的、城市的、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价值。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品质。而懒惰，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在中央美院美术馆的展厅里，通过摄影镜头，我们得以直观目击他自述的这种“懒惰的视觉”：放弃摄影者的主观投射，放弃题材和风格，把被摄体从它周围的环境中剥离干净，以此来表现“客体自己想要表达的面貌”。他说他要的是：用照片的沉默，抵制噪音、话语和谣言。用照片的静止，抵制运动、变迁、加速。用照片的秘密性，抵制交流和信息的放纵。用意义的沉默，抵抗意义和信息的专制。在所有这一切之上，是抵制图像的自动泛滥，抵制它们永不止息的繁衍……摄影“是在寂静中走遍城市，穿越世界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