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文精神的寻找并非现代知识分子从庙堂跌落之后的生存自救之道，因为人文精神不是阶段性的成果，也不会随知识分子岗位的变化而发生流变，它有更高的超越性的追求，黄专在《谈文化理想主义——关于第二届广州双年展的学术主题》对文化理想主义的定位准确：“文化理想主义并不是要树立新的时尚目标，它的理论基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的价值传统，这种传统告诉我们，坚持人的价值(理性与自由)和接受人有局限性(易犯错误与脆弱)这两点是确立人类有尊严生活的价值基础”。(20)对艺术家来说，人文精神意味着艺术家可以修正或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也就是人认识自己局限的意识。2010年3月在张小涛广东美术馆个展的研讨会上，黄专表示对艺术介入社会一直持怀疑态度，但他曾在《谈文化理想主义——关于第二届广州双年展的学术主题》(1994年)一文中批评顽世现实主义萎靡、颓废，指责它是具有世纪末色彩的文化悲观主义，黄专还引用波普尔的话来反对悲观情绪，认为悲观主义者使其他人也如此，夺走了人们生活中的欢乐。黄专态度的前后变化，从侧面说明数年来中国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效果是不容乐观的。

5、艺术实践的变化

人文精神的讨论为什么没有在当代艺术界深入下去，并很快转向对艺术意义的讨论？最直接的原因是艺术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艺术实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文精神的讨论已经无法跟上新艺术发展的步伐。顾丞峰在1995年已经感觉到：艺术意义讨论的实践背景是“近年来国内创作中大量非架上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出现，以传统的能指与所指对应的指称关系加以诠释，不仅普通读者甚至一些批评家都觉察出一种无所适从”。(21)同年第4期《江苏画刊》发表的两篇文章——黄笃的《新脚步》、冷林的《“是我(Is me)”——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趋向》，预示艺术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语言学讨论。

黄笃在《新脚步》中用“新脚步”来指代“中国新前卫艺术”，他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介入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艺术并不是从属于某种庸俗的政治目的，而是独立于政治之外承载着当代人文主义精神的自由直白和批判态度。”(22)黄笃认为“新脚步”作为中国新前卫艺术的基本特征，超越了政治波普，从被支配、控制转为自主性和自我控制。(23)黄笃以朱金石、秦玉芬、王蓬、宋冬、尹秀珍、张洹等艺术家为例，归纳说“他们现在并不强调什么是新艺术表现，而是注重以何种新媒体表现新问题——艺术的目的性和效果性。”(24)冷林同样重视新生代之后出现的装置、表演、录像，尤以赵半狄、马六明、张洹的作品为例，说明身体作为媒介，我成为媒介的一部分，从一切附加的意义与指令性中逃出，人为的崇高让位给对环境具有实在反应的“我”。(25)黄笃和冷林其实都是想要建立文化或者说当代艺术的自主性，当时的艺术家也已经展开对理性的怀疑工作，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新媒介环境下人的实在感觉。

如果说黄笃、冷林是分析艺术的变化，邱志杰、顾丞峰则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反省艺术批评。邱志杰认为易英《力求明确的意义》“得出了当代艺术将走向含意的明确传达这一错误的结论。这种观点企图用政治取代哲学，用技术取代科学，用符号的含意取代艺术的感觉而否认艺术的实验状态；它在把艺术由语言的调整推向意识形态的干预时也把艺术由超越的路径变成了现世的工具；它既把艺术捧得太高又把艺术贬得太低；它所追求的当下理解性只是流行歌曲的哗众取宠，其广泛性所放大的不是其批判性，而是其媚俗性。”(26)顾丞峰则更具体地把1989年以后一反新潮美术关心大文化取向而更注重以个人生存状况为创作出发点的特定创作方式称为“艺术状态”，而把近年来探索性艺术中出现的文化指向隐晦、意义不确定的作品所代表的倾向称为“状态艺术”。尽管今天这两个词已经不怎么使用，但区分是有效的。顾丞峰认识到“艺术状态”只解决了一个切入点的问题，是一个“画什么”的问题，而“怎么画”这个困扰当代中国艺术家的问题仍然横亘在众人面前。(27)

1995年中国当代艺术界关心的话题已经脱离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核心范畴，今天回头再看，当年有关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目前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发展仍有数种启发：尽管艺术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传统是否还清晰？在金本位和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是否还能坚持理想、自由、平等、独立、开放等价值追求？在对市场决定论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艺术家和批评家可否避免对市场本身过于偏激的认识？如果当代艺术界认同的是资本至上，批评家的工作如何才能真正行之有效？在注重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当前，批评家难道还要继续固守好为人师的绝对意识吗？

2010年6月

注释：

(1) 如王晓明等人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的谈话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朔等人发表在《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的谈话录《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王蒙发表在《东方》1994年第5期的《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等。

（2)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87页。

(3) 《江苏画刊》1994年第2期，第51页。

(4) 《江苏画刊》1994年第1期，第44页。1994年第1期《江苏画刊》刊发《第二届“广州艺术双年展”(BAF)奉告》，宣布将于1994年11月下旬在广州举办“第二届广州艺术双年展”。黄专作为第二届双年展的艺术主持，把“文化理想主义”定为展览的主题。

(5) 刘素兰：《批评家在市场中的心态——访〈艺术市场〉执行主编吕澎》，《江苏画刊》1993年第4期，第52页。

(6) 《江苏画刊》，1993年第1期，第36页。

(7) 《江苏画刊》，1993年第1期，第20页。

(8) 同上

(9) 吕澎：《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与市场化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80页。

(10) 同5，第53页。

(11) 张晴主编：《九十年代中国美术1990-1992》，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8页。

(12) 高岭：《市场情境中美术批评的一点设想》，《江苏画刊》1994年第3期，第41页。

(13)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71页。

(14) 同9，第381页。

(15) 《江苏画刊》1993年第5期，第4页。

(16) 吴炫 王干 费振钟 王彬彬：《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读书》1994年第6期，第70页。

(17) 张汝伦 王晓明 朱学勤 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第10页。

(18) 白烨 王朔 吴滨 杨争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95页。

(19) 《江苏画刊》1993年第10期，第3页。

(20) 黄专：《谈文化理想主义——关于第二届广州双年展的学术主题》，《江苏画刊》1994年第1期，第44页。

(21) 顾丞峰：《从艺术状态到状态艺术——也谈艺术作品的“意义”》，《江苏画刊》1995年第8期，第7页。

(22) 黄笃：《新脚步》，《江苏画刊》1995年第4期，第8页。

(23) 同上，第3页。

(24) 同上，第6页。

(25) 《江苏画刊》1995年第4期，第18页。

(26) 邱志杰：《一个全盘错误的建构——驳〈力求明确的意义〉》，《江苏画刊》1995年第7期，第8页。

(27) 同21，第8页。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