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永玉属于那种把自己活成一部历史的人。这种个人生命的历史感，来自他所谓的“打熬”，即用湘西人的刁和豁达，应对命运多舛。无论对创作灵感的渴求，还是对社会进步的希望，他说，都要熬得住，等得起。

社会上什么吵吵闹闹的，不要担心，小吵小闹是个进步。

推动整个国家前行的力量就是逐渐健全民主法制。

黄永玉

今年88岁的黄永玉，一副时尚老先生的派头。身着牛仔裤、crocs洞洞鞋，嘴里悠然叼着烟斗。在接待记者记者采访时，他一言不发地抱起会客室中的懒人沙发，如婴儿般认真又吃力地怀抱自己的大皮球，然后丢下，使之成为自然鼓起的圆垛，对记者说，“不要动它，坐上去。”

看到记者整个人猝不及防地陷下去，老头儿瞬间乐了，自己也心满意足地窝在下陷的座坑里。

人们爱以“怪才”、“鬼才”冠以黄永玉。不仅因为他身世传奇、画风艳异，也为他洒脱通透的人生观、敢说敢做的烈性子。但他谈起80年前的中国，清晰如昨;聊及当下社会，亦不乏洞见。

记者：您所经历的这八十多年的岁月，恰好是当代历史里中国变化最激烈的一段。就您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说，这八十多年来，什么东西变化得最剧烈?什么东西却一直都没有变过?

黄永玉：文化没有变，只有起伏，中国文化不会变的，但是有断层，断层又会恢复。人们会绝望，咱们的文化是不是断了?不会的，很多年轻人，念中国文化，念古文，一些传统的东西慢慢修复，了不起。

另外一个，五四，起了这么大的作用，革命性的功劳，但是也有一些把孔夫子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一起给扔掉了，我觉得有点可惜。要重新捡起来，失掉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好艰难。你比如说，学习礼记，礼记的一个要点，现在说是礼貌。其实礼记里更深的东西，是承认分工，这是它的重点，很有趣的，值得去研究的。这么早就懂得分工的重要性，形成一个社会分工，你怎么讲，从道理上推翻了它，你还得按照它的方法做，非常客观的道理。

国民党反动时期，不值得提了，给日本人欺负我们。八年以后，我们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翻天覆地啊，有种把次序颠倒了。有的受不了的就死了，受得了的就活下来了。

记者：当下的中国社会，在您眼中是个什么模样?

黄永玉：现在是个进步的社会。我们听到一些消息，社会上什么吵吵闹闹的，谁都知道，不要担心，小吵小闹是个进步，不吵闹，可能是个危险的局面，因为我们有例子，有先例，先例是不吵闹的，一个人说话算数的，现在民主的进程里头，是一个进步，将来还会有一个更好的……眼前的吵闹有个特点，没有影响国计民生，没有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过去不吵闹，但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好苦，并不吵闹。一个人说话算数。现在一个人说话不算数了，好!是在进步。不要担心。

记者：您所看到的过去80年间，推动整个国家前行的力量是什么呢?

黄永玉：就是逐渐健全民主法制，人们意识到民主的好处。

记者：您最希望，这个社会哪些地方做出改变?

黄永玉：那就多咯。高干教育子女的问题，高干管理子女的问题，这就是个大问题，需要改变。经济问题我不懂，我所知道的，农村教育，我努力过，结果失败了。小学教育免费了，农村不收农业税了，做得多少、彻底不彻底咱不管，但做了，英国人有句话，事情开始做了，就完成了一半。

记者：您经历过中国动荡的现当代，您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适合创作的，是哪个时期?

黄永玉：这个时期是最好的。改革开放以后，慢慢的，写什么就比较自由了，尤其是我写的小说，以前不能出版，现在写《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完全按照历史的面目去写，没有先设立什么观点。如果在写作之前，还要担心它的后果，预感着要倒霉，那你写它干嘛。在一个文化运行正常的社会，写作、画画能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进行，就看你本人认真不认真，努力不努力，不再担心别的问题了。

记者：回顾您这一生，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黄永玉：有几个方面。经历，读书，基本功，做人要过得去。做人不好要挨人骂，不是要变成圣人，这不可能。

要对人好，要感谢人家对你好，这个能够培养你的艺术，把艺术的素质提高。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充实，这么快乐。做的作品才能好。

一天到晚满肚子的怨尤，满肚子的仇恨，怎么能够画出让人家看着开心的东西呢?

记者：几年来国内艺术品收藏大热。包括您的作品，也多次被人复制造假。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黄永玉：我遇到过，在(北京)潘家园，前几年。我去过一次，有一个小店，全是我的画，一摞一摞地摆在那里，我看见他在卖，还要我买，不认得我。旁边一个老头认得我，说，他就是黄永玉。那个老板有点害怕。我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有饭大家吃，不要紧。

为什么我这么说，不要紧。因为你做我的画，你肯定想方设法要像我。但我随便地飘两笔，那是我的，你不能随便，你要认真地学我的随便，那可不容易。第二点呢，这个画卖着便宜，让大家都有我的画，多好嘞。买画的人，有朝一日，有一点钱，买张真的，暂时没有，弄张我的假画挂挂，不也很好嘛。不这么认真，假就假吧，有饭大家吃。

记者：从您的经历来看，人们的道德标准有变化吗?

黄永玉：传统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基本上破坏了。另外呢，改革开放，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拿我家乡的旅游来看，也看出来一些东西。

我小时候，那个大革命以前，我们离城两三里地，办有一所养蚕的学校，外头请了很多老师来，我们家乡也有知识分子去教书，培养商业、养蚕的正式学校，规模很大。到了1950年，我从香港回到家乡，又回到那个学校，老早就停办了，停办了几十年了，所有的教室、课桌、黑板，教员的准备室，柜子里面的解剖刀，解剖蚕的刀啊，都没有锁。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困，但没有人想到，要到那里搬一样东西出来用，拿出去卖钱。这是公家的，私人不能动。我老想到这件事。

现在你们有机会到凤凰去看看，让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照个相，咔嚓一下就要钱，太可怕了。

你说变了没有?

记者：2010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启动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您作为参演人员，入选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请您谈谈艺术家和国家形象的关系。

黄永玉：这事儿从头到尾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在时报广场的照片拍了一张给我，我才知道。那么多人来跟我拍照，这个来那个来，张三李四，来来去去很多，我也不知道。我穿那个衬衫，蓝布的，我家乡做的，有白点子的，他们用了，自从那个照片一登啊，我再去买，那个衬衫涨了一倍的价钱。

记者：早年的江湖生活带给您最大的教益是什么呢?

黄永玉：人家帮助你，要回报。人家凭什么要爱你?你这个流浪孩子，你当然有你可爱的地方，人家才爱你，帮助你成长，让你活过来了。

还有一点，别去报仇，伤害过你的，别报仇，英国人讲的一句话，你老想着报仇，影响你以后的判断力。另外一点呢，人生的工作像马拉松，这么长的时间，这么一大堆人跟着跑，旁边人看着，说你的样子也不好，跑的样子也难看，你没必要停下来跟他争论，这会影响你的时程呀。

记者：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吧

黄永玉：上午写书，下午画画，最近画了一张画，很大，拿去裱了，画了两个月，画里面有50个人，晚上的月夜，大家在那边玩儿。

那本《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现在写到12岁，在家乡的生活就结束了，明年开始写抗战八年期间我们的生活。写完这八年，就写解放后的生活。明年先出版第一卷，有六十多万字。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