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琮夫妇

——刘承琮93岁口述于北京方庄

“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爷爷在弥留之际口中不停的说着，慢慢的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九十四岁的历程，安详的就像睡着了一样。我将爷爷刘承琮参与古物南迁的情况口述以第一人称整理出来以供各方参考。

一、关于古物陈列所

我——1918年生于北海东门御史衙门后院，父亲在古物陈列所陈设科任科员。古物陈列所在1912年底正式成立，这是推翻清政府后第一个国家级博物馆，隶属于中华民国内务部。中华民国与皇室签订了《清室优待条例》，溥仪居住在乾清门至神武门的后宫里，乾清门前三大殿至午门，东至东华门，西至西华门，故宫(微博)(微博)五分之三的面积都归古物陈列所占有，后来午门上还成立了一个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成立初期，接待了大量国内外政要、名人及各国博物馆的交流团队。它的首任所长由镶红旗蒙古护军督统，兼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厅长治革出任，他被授予中华民国中将衔。我的爷爷在步军统领衙门任职，与治革相识，因此介绍我父亲到古物陈列所工作。民国初年虽然有举荐，但还是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合格后才能被录用，民国内务部给父亲签发了委任状。

进入古物陈列所，父亲第一个任务就是参与将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大量珍贵文物运回北京。运输由治革、杨乃庚负责，还有曾广龄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珠宝、书籍档案、衣物、陈设件等近2000箱，12万件之多，其中欧洲进贡的钟表占了很大的比重，致使现在故宫存世的钟表是世界最多的，就是欧洲各国存世的钟表数量之和也没有故宫的多。(记得原宫廷造办处钟表世家出身的徐佩辰先生，他和我父亲在古物陈列所是好朋友。徐佩辰的大儿子徐方舟解放前后一直在故宫修理钟表，他们家有全套德国制造钟表的机器。)有了避暑山庄运送古物的经验后，父亲被抽调到奉天盛京故宫运送字画、书籍、宝座、家具、青铜器、瓷玉器，大约1200箱共十几万件回京。由于有京奉铁路，所以运送起来要比热河文物顺利。治革既是满清遗臣又任民国军警要职，正是由他负责运送两地文物，才保证了文物的安全到京。(1964年沈阳故宫曾想接我父亲过去，帮助恢复沈阳故宫陈设的原貌，但他年事已高，只能在家中回忆讲述。为此，沈阳故宫来我家很多次。)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1914年古物陈列所正式开放。皇宫前朝的正式开放在当时的北京乃至世界都是极其轰动的大事。从政府到民间都极为重视，古物陈列所的几任所长都是清末民初的文人政要，比如周肇祥所长曾任京师警察总监、湖南省省长；柯璜所长曾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初有着严格的制度，每个人都要对文物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出了问题就是依法从事，不像现在这般随随便便。1925年，文华殿丢失了字画，在北京引起轩然大波，我父亲在内的陈设科四位职员都被抓进了监狱，内务部总长龚心湛勃然大怒，限三日之内查获此案，否则严厉查处。时任所长杨乃庚找不到任何线索，终日惶恐不安，十几天后就被吓死了。此事才不了了之。还有一次古画在装裱时，被人为的揭去一层，画魂被偷了。为此，陈设科的同仁又进了监狱。这两件事在全国解放后在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才破了案，有关部门找到我父亲核实当时的情况，通报了破案情况。脱离了古物陈列所多年又换了两次政权，我父亲总是说：“事隔三十年才破案，仍有交待，还是共产党伟大。”

还有件有意思的事。1923年，建福宫大火，古物陈列所的同仁们都去救火，我父亲也前去救火。他后来给我讲，故宫里没有水源，没有办法，只好求助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从筒子河里抽水救火。最后，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隔离。大火烧了很长时间，建福宫成了废墟，晚上溥仪招待所有参与救火的人员，很多人见了溥仪都下跪，口呼万岁爷。溥仪说：“都民国了，不讲这些理了，大家都是平等的”。溥仪招呼大家请坐，让御膳房准备点心，溥仪亲自发给每个人一份，大家都不敢直接用手接过点心，而是双手兜起衣角兜放在怀前，口呼“感谢万岁爷”。晚上，我父亲把点心带回家给我吃，说这是万岁爷赏的，当时感觉无比荣幸。虽然当时我才5岁，但对这点心却记忆深刻。

在老百姓眼里古物陈列所就是皇宫，大家只知道去皇宫参观，并不熟悉古物陈列所。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迁出后宫。1925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正门设于故宫后门的神武门，还是止于乾清门，与古物陈列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古物陈列所的人员都是满清民国的遗老遗少，略显腐朽。反观故宫博物院，从上到下一律都是拥有新思想的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从李石曾、易培基、张继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元老政要。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理事会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佬，后来成立基金会，蒋介石还带头捐款。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直接隶属行政院，属当时部级单位，而古物陈列所为内务部下属单位，虽早于故宫博物院13年成立，但故宫博物院根本不承认古物陈列所的存在，称古物陈列所为“前宫”，古物陈列所则轻蔑的称故宫博物院为“后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内政部，部长钮锡惕，将他的女婿，一个和文物毫不相干的人钱桐任命为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上任后裁人减薪，古物陈列所每况愈下。抗战时期，钱桐还投靠了日本。

古物陈列所有个警卫队隶属内务部总管，全部是警察的装备和编制。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古物陈列所警卫队调拨一些人组建了故宫警卫队，我哥哥就在警卫队当警察，他们组织了故宫足球队，经常和东交民巷英国使馆的水兵对在午门前和天安门广场踢球，还和后来成为中国足球名宿的李凤楼组织的辅仁大学队比赛。

二、我参与的古物南迁

1933年，古物南迁。现在讲是因为日本侵略，怕日本夺取文物，但实际上，即使日本不侵略，文物也是要南迁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打败了军阀统治的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是当时的首都，代表着中国，南京成立了中央博物院。古物南迁和当时民国政府把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文物调往北京如出一辙。我父亲在古物南迁中负责古物陈列所的文物押运，文物运到南京浦口火车站，明确的任务就是将文物划拨交与南京中央博物院。

　　当时古物陈列所动员了所有员工家属都来参与古物装箱，其中最要的一条是有偿的，给工钱的，而且不少。因此，15岁的我跟着父亲参与了古物陈列所的装箱，我在太和殿东的体仁阁下工作。当时故宫博物院都是亲南京政府的，对南迁工作非常积极，而古物陈列所极力反对南迁，迟迟不动，我在包装文物时，古物陈列所的叔叔大爷们跟我说：“小爷们，不要装好的，都运走了，我们剩下的人吃什么？我们还指着这些文物吃饭呢。”我们就将坐垫、靠垫、衣被往里装，大家都磨洋工。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故宫博物院，吴瀛大为恼火，就派了故宫印刷所的校对吴玉章(爽秋)前来监督指导装箱工作。其实，古物陈列所有着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调运文物的经验，远比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装箱经验丰富，大家根本就不把故宫博物院当回事儿。后来，文物挑选的范围都集中在历史时间较长的文物上，字画都以唐宋以前的为主；青铜器在那个年代很少，显得尤为珍贵。不像现在，搞基建出土青铜器很多；而金银器、钟表则根本不入法眼。但现在看来，越是明清时期的文物，工艺越精湛。

小的时候常我就常在前宫玩耍，手中的折扇都盖满了皇帝的印玺，但这次亲手接触这么多皇家精美的文物还是极为难得，也使我确实爱上了这个行业。由于大家认为我在装箱工作中的表现出色，我父亲就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傅博平科长介绍我进故宫博物院工作。傅科长找到吴瀛，吴瀛当时是故宫博物院的大拿，一切事物都是由吴先生一手操办，吴先生听说了我在装箱时的表现，见了我后，就把我安排在故宫印刷所学徒，故宫印刷所设在神武门外的东西朝房里，外面还有一道北上门。我们的所长是杨心得先生，曾在法国搞摄影和珂罗版印刷，后将自己的设备带回国，报效国家。印刷所里有二十多名师傅，清一色的江浙人，徒弟十几个都是北方的孩子，主要是珂罗版印刷和石印。

我和吴凤培是学照相制版的，老舍先生的侄子舒玉贵也和我们在一起学徒，也许是受老舍先生的影响，他总是对时局发表评论，写一些小文章，他总是说我的笔名叫“损德堂”。我们经常要到古物馆照相，结识了古物馆拓工郑世文，郑世文的父亲在故宫门房工作，在拓型上，郑世文有着高超的技艺，可以把青铜器的造型拓在薄如蝉翼的宣纸上。故宫博物院将拓片出售，以增加收入，数量不多，价格不菲，弥足珍贵。宫里有大量上好的宣纸，每次都偷偷多拓几张，几个人分，穿的都是蓝布长衫，放在身上根本看不出来，拓大张的时候，我们就把拓片缠绕在腰间，再穿上长衫带回家。当时最贵的拓片要几十块银元一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我将这些拓片和我父亲在古物陈列所与各国政要和民国政要名流的合影，带到西郊我妹妹家里整整烧了一夜，都烧光了，烧得了一个无产阶级才放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惜！

在故宫印刷所的日子是开心和紧张的，后来，我就从家搬到了与印刷所一起的宿舍里，文物南迁之后，故宫博物院少有的清静。游人少了，古物陈列所清静的都要关张了。1935年，我和吴凤培、宋春河等几个技工，还有一些师傅，连同一部分设备前往南京。杨心得所长老了，他有一个女儿在协和医院当医生，所以他决定不去南京，留守北京。

又像文物装箱那样，把照相制版等设备和印刷机器，打包装箱，从前门火车站上车，记得父亲还来送我，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北京显得很是凄凉。我们到南京后，印刷所就设在朝天宫，宿舍就在朝天宫后的张家花园，当时朝天宫的文物库房还没有建成，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将文物开箱并继续出版故宫周刊类的刊物。我和吴凤培、郑世文等好友又在一起工作了，一切都不生疏，唯一不好的是大家都患上了乡愁病。下班之后，大家在一起学会借酒消愁，南京故宫上下都喝酒，再有就是唱戏。我还是坚持每天晚上狂练书法，反正有的是纸张笔墨。旧社会有一笔好字、一手好算盘，走遍天下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