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天气不是一般的潮湿，朝天宫文物库房建成后，装备了从美国进口的抽湿机，24小时不停的抽，可墙壁上的水还是不停的往下流。后来，我们搬进了文物库房，朝天宫让给大学生上课。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了，马衡院长主持工作，南京、北京两头跑。当时徐森玉副院长年事已高，南京分院的具体工作都由那志良(辛茹)先生全权负责。后来，年纪大的员工家属都陆续到了南京，梁伯华(廷炜)先生带来了他的三个儿子，记得他的长子梁匡忠小我8岁，当时只有11岁。

每当夕阳西下，我经常到朝天宫大门或莫愁湖边发呆，任凭黄昏下的乡愁将自己吞噬。平静的日子并不长久，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战开始。七月下旬，北平、天津沦陷，大家的心都提了起来，每位员工都惦记着北平的家，自己家属还没有到南京的员工，更是坐立不安。八月，日军逼近上海，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上面决定，古物继续迁运。上海八一三事变后，第一批文物由南京运往汉口到长沙，又到了贵阳，最后到达安顺，押运的是徐森玉、庄尚严，那先生也去了，后来又赶了回来。我们所有人都投入到紧张的装箱搬运的工作中，第二批是由南京运往汉口，后由汉口运往重庆到乐山，主要是牛德明、李光弟押运。10月25日，淞沪大战国民党失败，上海沦陷了，南京危在旦夕，还有大部分文物没有运出，长江封航，水路又有敌机轰炸，已经不安全了，只有走陆路；人手也很少了，本来有十几个学生自愿者帮忙，但那时也跑得无影无踪，宋春河也离开了。正好马院长的儿子马彦祥闲来无事，便由他押运一列火车往徐州开，继而又发了第二列，南京就只剩下吴玉章和我。记得当时在南京下关码头丢弃的箱子、财物遍地都是，却也无人拾取。

12月7日，蒋介石撤离南京，发表讲话，要将士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已是决战的战场。12月8日，又一批文物装上了第三列撤离南京的专列，可还剩下一部分文物，大约有2000箱，还有大量印刷设备，无奈只能丢下。火车站里满是军警保护，文物运送专列前后挂两个火车头，前后加力，动力十足。专列上还架着多架高射机枪，以应对敌机轰炸。这时的南京已处于百万日军的包围之中，战云密布，炮声隆隆，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快逃，哪没有日本人就往哪逃，火车从南京出发，第一站徐州。12月9日，日军对南京下了最后通牒，12月10日，光华门被日军炸开，南京沦陷了，接着就是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我和吴玉章那种既庆幸又后怕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只差两天，没出来恐怕就死在南京城了。

虽然是逃跑，但与逃难的百姓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我们有国民党行政院的行文，除蒋介石的安危外，故宫文物是至高无上的，办事都不是那么费劲，到哪都是一路通行。但是，空袭难以避免，那时最怕听到的就是防空警报，撕心裂肺，后来就麻木了，不怕了，逐渐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记得在徐州、郑州火车站都遇到了敌机的轰炸，炸弹震耳欲聋，感觉心脏都要被震出来似的，炸弹爆炸处火海烧成一片，哭叫声响成一片。火车上的高射机枪根本不敢还击，怕招来敌机的又一次轰炸。说也奇怪，日本人就是炸不着运送文物的列车。列车和敌机斗智斗勇，经常急停，让飞机俯冲过后再开，或倒开，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飞机只能前冲，投放完炸弹就没有了攻击能力，只能飞走。

我们由郑州到西安，马衡院长想到陕西交通环境恶劣，派那志良先生主管陕西工作，又派梁伯华(廷炜)前来帮助。火车到达宝鸡后就没有铁路了，宝鸡的关帝庙便成了我们暂时存放文物的地方，总之大庙、祠堂都被我们租用下来。在宝鸡住了有两个月，行政院命令我们把文物运往汉中，由陕入川，战时的川陕公路刚刚修好，便由汽车从陆路运输。先有国民党军方的汽车运输，比较顺利，当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汽车的轮胎上都包上了铁链防滑。秦岭上的熊猫随处可见。后来战争吃紧，汽车越来越难找了，我们就找到新疆新绥汽车运输公司，老板是天津人朱炳，司机大部分都是天津人，也有个别北京人，大家相处起来非常融洽，都是北方老乡，格外亲切，事情也好商量。(解放后我还在北京遇到过新绥公司的司机在北京开公共汽车)

从宝鸡到汉中，道路艰险，由于人手太少，要连续往返发车。我一个人一次押运十五辆汽车，前面车上架着机枪，由官兵保卫。每次我都坐最后一辆车上，汽车都是美国道奇 。每到一个县城，县长出城迎接，文物车队进入县城后，城门紧闭，实施戒严。我们的文物必住大庙，因为哪都有庙，而且只有庙的房间大能存放文物，每到一庙，方丈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住，自己和小和尚挤在一起。然而押运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从宝鸡出发后，在草粮驿的地方第一次翻车，战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管理还是非常严密畅通的，由甲长到保长至乡长都来帮忙，逐级上传，我打电报给那志良先生，那先生很快雇车赶到现场解决问题，还好文物没有损失，换车继续前行。

我负责文物押运，安置好后由年纪大的员工或带家属的员工看守，我们再往返运输。凶险还在后面，有一次正好是运送石鼓，我们的车队停下来休息，川陕公路很窄，跑运输的陕西老乡都是一头毛驴架上两个筐，他们很少见到汽车和城里人。当时我正下车站着休息，一个老乡赶着驴前行，驴架的筐一下把我挤下了川陕公路，大大的斜坡，下面就是汉江的急流。我翻滚而下，大喊救命，心想这下完了，没命了，绝望中我拼命抓住一棵小树，树断了，我的身体才在汉江边上停了下来，但树枝扎进了我的手指。随车保卫文物的士兵把我救了上来，用枪托痛打那个老乡。我清醒后，忍着剧痛说：“不要打了，也不怨他，只怨我倒霉。”在国民党陆军第100医院，医生对我的食指做了处置，便继续前行。

我们住进了汉中县对面的文庙里，卫生条件太差了，腰带上的虱子用手一捋就是一把。难以避免，受伤的手指发炎了，肿得活像一根胡萝卜，而且高烧不退。我心里总是想着这是自己倒霉，情绪很是低落。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正值西北联大延着川陕公路撤至汉中，西安医学院在汉中南郑孙家庙黄家祠设新校址和教室，和我们的文物存放在一起，国立西安医学院的教授给我做了手术，截取了食指一小段。战时的医疗条件差，但还是有麻醉的，为了保险起见，手术前给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然而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伤口一次又一次的发炎，我的这个食指一共锯了五次，医生对我讲，如果再不好，只能锯掉我的右手，我哭了，我跟医生说：您一定要保住我的手，我还年轻，以后还要生活呀。还好，把食指全部锯掉后伤口就好了。这几次反复，我1米8的个子，体重只剩下九十多斤。一看到没了的手指，我就想到南迁，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我们路过勉县。定军山的诸葛亮墓，墓上有诸葛亮神签，八八六十四卦。倒霉上卦摊，我拿起签筒，左摇右晃后，蹦出一签，下下签！我不相信，连续三次都是下下签。无奈，拿签开卦：“幸有祖宗阴志在，香烟未断续冥蛉。”如今看来诸葛神签真灵，祖宗保佑，我身体后无大碍了，文物也是有惊无险。后来，我押运文物的车队在绵阳附近又翻了一次车，汽车翻到了河里。我马上打电报给那先生，那先生正在成都，很快赶来一看，问题不大，正好冬天河里水很少，文物没有损坏，真是幸运。

我们进入成都后，把文物安排在成都和尚街的大慈寺内，就去成都春熙路玩，正好遇上视察川陕押运工作的徐森玉副院长(徐森玉是古物馆馆长，郑世文是古物馆拓工，除拓片外，还有一手精湛的印章篆刻，徐馆长很赏识郑世文)，在春熙路请我们吃大餐，任我们随便点菜，给予鼓励和表扬。与徐森玉先生截然不同的马衡院长视察川陕押运时，与我们同行，我们都是大吃大喝，而马院长指着落满苍蝇的腊肉只买两片，马院长是国民党的部级官员，但生活中极尽简朴之能事，甚是想不开。

那天回到大慈寺，防空警报拉响了，我和那先生跳进一个土坑躲避，眼看着日本飞机从东边慢慢飞来，大慈寺的和尚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炸弹下来也不躲，我们大喊趴下，和尚们还是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说也奇怪，炸弹真的炸不着和尚。这时成都西门已是大火一片了，幸好庙里的文物安然无恙。

记得初到四川，我们闲来无事，还用粗竹子做了一个笔筒，朱家济(馀清)先生题写诗文，他诗书俱佳，尤其书法酷似王羲之的“兰亭序”。郑世文雕刻并拓片更是锦上添花，这也是我们参与古物南迁的最好见证。另外家中还留存下几张史颂簋拓片、唐玄宗李隆基的生辰铜牌拓片和乾隆帝最喜欢的晋朝的一方砚台的拓文，此砚由宋虞允文传承。这几张拓片是文革后仅存的几张，幸好没有被烧掉，这几张都是在南京时拓的，也是南迁文物的实物见证。

在成都住了大约有两个月，行政院命令将文物运往峨眉，那里更为安全。从成都到峨眉的路太难走了，都是山路，汽车要开到船上过河。至1937年11月8号从南京押运文物出来，从南京经徐州、开封、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广元、绵阳、成都至峨眉，已经是1939年7月了，往返分断，反复运输，我们也是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但沿途的风光山色，名胜古迹，饱览无遗。知识和阅历的积累和沉淀，是别人都很难想见的，虽然险些丢掉性命，但古物南迁使我成长。

那志良先生担任了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在南迁中那先生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主心骨。只要有了他，大家心里就有底。到达峨眉后，文物存放多地，派梁柏华、吴玉章、郑世文、牛德明等人各守一摊，那先生照顾我，也是有意培养我，便让我负责各地的联络工作和费用的报销。我要在成都、峨眉、乐山、重庆之间往返。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成立故宫重庆办事处，由马衡院长坐镇，海棠溪山坡上堆满了文物的箱子，后转移到了川康银行的金库和向家坝存放。办事处资金紧张，报销困难，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我们年轻人一个人生活无所谓，但带家属的员工可就困难了，大家吃饭都成了问题。每天在偏僻的地方守着装有文物的大木箱子，大家都自嘲是“看坟的”。

三、京华印书馆

我饿着肚皮，等着报销，就到重庆市中心去玩，和我们故宫文物处境截然不同的是，战时的重庆已是陪都，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各路机关、学校、工厂、有权、有势、有钱的都云集重庆，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真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但这巨大的反差，也使我一扫身上押运文物的没落霉气。

巧遇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陈啟均先生，他当时年事已高，撤到重庆后，任京华印书馆分厂厂长。听得我是一口北京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便主动请我吃饭。京华印书馆是王毓英先生开办的，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微博)并称三大出版商，况且京华印书馆兼并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负责民国货币印制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文件、单据的印刷。在重庆就集中了十六个分厂，经昆明在河内设有办事处，采购油墨物资。陈先生了解了我押运文物的经历，把我介绍给董事长王毓英先生，王先生听说我是故宫学珂罗版印刷的，就说：“我没有珂罗版印刷，但我手下要有这方面的人才。”说也凑巧，京华印书馆襄理沈云峰先生和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先生是亲戚。沈兼士的弟弟沈尹默是故宫古物馆的专门委员，正在重庆任国民党监察委员，是京华印书馆的座上客。他们一致要我到京华印书馆协助沈云峰工作，沈尹默先生还赠送给我他的墨宝，工资待遇是银元一百，另加奖金，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颇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去海棠溪办事处辞掉了故宫押运员的工作，这件事在故宫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我的工资除去马院长和徐森玉副院长，比那先生、朱家济(馀清)、吴玉璋都高，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其中像朱家济先生是古物馆三等科员，写得一手好字，祖辈都是满清重臣。由此，大家都不甘心在故宫工作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还不如我这个青年技工的待遇。此后朱家济辞职去了国民政府粮食部门；牛德明也辞职了，到重庆公共汽车票务科任科长；吴凤陪是和我一同入职故宫印刷所的，找到我，要我介绍他到京华印书馆工作，我帮他安置在了中央印制厂。但吴凤陪出来后并不顺利，1943年他下班后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幸好他有准备，身上总备着一根金条(他家境很好，家中独子)，抓他的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收到金条后，脱了军装，和吴凤陪一起逃掉了。这可给他吓坏了，走投无路，又硬着头皮去求故宫博物院，正好又赶上一些人辞职，故宫的人手太少，便又重新收留了他。听了他的遭遇，我心里也很害怕，就回故宫开了一张伤残证明，以防万一。抗战胜利后，吴凤陪随文物回到南京，全国解放前夕，又随文物去了台湾。

京华印书馆坐落在重庆最繁华的精神堡垒纪念碑(解放碑)附近的打铜街上，是重庆的银行街，不长的街上集中了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川康银行。沈云峰先生追随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迁川工厂联合会举办了各种业务学习班，沈先生介绍我参加章乃器主讲的财会金融班，由于我写得一手好字，财政部官员的名片和活动请柬都请我手写，京华印书馆由于承印钞票，国民党财政部派有驻场的监察员，他在财政部力推我的书法。沈云峰的哥哥沈孝春是交通银行副总经理，就在我们印书馆的对门，抗战时，空袭警报一响，我们就到交通银行的地下金库躲避，在当时人口极为膨胀的重庆很是让人羡慕。

战时重庆的资金很是紧张，有钱从银行里提不出现金，很让董事长王毓英为发工资着急。这时故宫博物院的老同事牛德明帮上了忙，他已是重庆公共汽车的票务科长，每天都要收取大量现金，我拿公司的支票到他那里兑换现金，拿到大批现金后，牛德明让我坐公共汽车上一个特殊的位子，只要往这个坐位上一坐，任何小偷、特务、青红帮都不敢动一根毫毛。这件工作使我在董事长面前很有面子，故宫的老同事每星期都去牛德明家聚餐，他有一个儿子叫牛晨。牛德明还将社会名流黄和骧送给他的一对贵州扁箫转送给我，上面刻有“德明兄雅玩”，这也是古物南迁的见证。

1946年抗战胜利，我用我一个月的奖金玖拾叁元，正好买一张北京飞往重庆的飞机票，接我父亲来重庆参加我的婚礼，当时坐飞机的都是国民党接收大员。这件事更触动了故宫的同仁们，郑世文也辞职了，解放后他在北碚税务局工作。他的离职可以说是对故宫的一个损失。

全国解放后，马衡院长回到了北京；梁伯华先生的大儿子梁匡忠也回到了北京；那志梁先生、吴玉章、梁伯华、吴凤陪去了台湾；朱家济落在了浙江。吴瀛、徐森玉去了上海；郑世文、牛德明和我落户重庆。

1952年京华印书馆迁京，我终于回到北京，少小离家老大回。我首先回故宫看望了老前辈，见到了石鼓，不由得想起我失去的手指。我对古物南迁也是做出牺牲和贡献的，我青少年出生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北平，青壮年生活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抗战时工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全国解放后又回到了新中国首都北京，这一切都是托故宫文物的福，保佑我平安。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