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融:回过头来看陈无忌的画 2012-10-18 10:50:49 来源:99艺术网上海站专稿 作者:徐建融 点击:

江天楼观

江天楼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大规模涌入,在中国画界,掀起了一场主张否定传统,全盘西化,以“走向世界,接轨国际”的“美术新潮”运动,并形成了各种“现代水墨”的“前卫”成果。与此针锋相对,则是传统的“保卫”运动,尤以“新文人画”运动为代表。

毫无疑问,在艺术多元化的时代,尤其是进入到21世纪,对于中国画的创作,“现代水墨”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新的探索方向。但既然是“多元“就不能只有”现代“的诸元。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在继承、弘扬传统的诸元中,也不能只有”文人画“的一元,而没有画家画的一元。事实上,虽然有“新文人画”对于“现代水墨”否定传统的抵制,结果却并没有动摇它否定传统的信念,而是进一步加强了它的信念。换言之,传统的“保卫”运动,越是加大继承、弘扬传统的力度,结果竟越是加快了它衰退的速度。

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呢?诚如谢稚柳先生一贯强调的,继承、弘扬传统固然与投入力度的大小相关,而更与传统的选择相关,何者为精华?何者为糟粕?何者为艺术性强?何者为艺术性弱?针对艺术性强的精华,何者是今天条件下有可能弘扬的?何者是今天条件下基本没可能弘扬的?何者是今天条件下可以普遍继承的?何者是今天条件下不可能普遍继承的?换言之,也就是传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把特殊性当做普遍性加以继承、弘扬,难免导致南辕北辙、东施效颦的结果。

中国话的传统,向来有行家和利家,也就是画家画和文人画之分。画家画传统的典范是神品,是唐宋;文人画传统的典范是逸品,是明清的徐渭、八大、石涛、吴昌硕。而由于自明清以来文人的偏见,20世纪50年代以后极左政治的干扰,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进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鼓噪,再加上自始至终人性普遍弱点的急功近利,趋乐避苦,人们一直把唐宋传统看做是低速的、再现的、落后的、封建性、贵族性的糟粕,而把明清传统看做是高雅的、表现的、现金的、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从而使得传统几乎成了明清文人画的一家眷属,而把唐宋画家画排斥在其外了。固然,明清传统是由唐宋传统一脉相承地“发展”演变而来,但二者对于中国画的概念毕竟有着根本的差异。唐宋传统以形象的塑造为大前提,笔墨的表现为小前提,因此而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和“画之本法”、“六法兼备”的基本功,强调“严重以肃,恪勤以周”和“惨淡经营”、“身为物役”的艰苦创造。这一原则,使得圈外的人很难介入到中国画的创作,而一旦进入到圈内,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则“积劫方成菩萨”,大多可以取得相当的成就,画以画传,人以画传。明清传统以笔墨的表现为大前提,形象的塑造为小前提,因此而强调道德人品、三绝四全和“我用我法”、“无法而法”的“画外功夫”,强调“以画为乐”的翰墨游戏。这一原则,使得大多数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中国画的创作圈内,但即使进入到了圈内,也只有极少数具备了“精神优美”的“画外功夫”者才有可能“一超直入如来地”,取得独立卓行的成就,画以人传,而绝大多数人,“家家大痴,人人一峰”也好,“家家白石,人人昌硕”也好,则只能如傅抱石先生所曾指出:“吴昌硕风漫画坛,中国画荒谬绝伦!”

正因为此,所以,尽管明清文人画传统中有徐渭、八大、石涛、吴昌硕及嗣后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不世出的大师,张大千、谢稚柳、傅抱石、陆俨少等先生却还要反复地告诫大多数学画者:作为“正宗大路”,应该学唐宋的画家画传统,而不应该学明清的文人画传统;即使学石涛、吴昌硕,也要明其然,更要明其所以然,不明其所以然而仅仅从表面上学其然,难免把他们的“病”染到自己的身上;再推得早一点,明代的董其昌、宋代的苏轼,也都讲过同样意思的话:“欺世盗名”的“护短者”必然“窜入”与“无常形”的逸品而决不敢“窜入”于“有常形”的神品。

通过对中国画传统的如上梳理,回过头来看陈无忌的画,有助于我们对他的作品价值的更深刻认识。

陈无忌从少年时即问学于谢稚柳先生,所以,对于传统的继承、弘扬,其“第一口奶”便定位在“正宗大路”的唐宋传统上,而避免了貌似“捷径”的弯路。即使他后来移居海外,至今已十一年之久,比之国内的画家更多的感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思潮,但这一传统的信念,却始终未尝动摇,自然,今后,乃至终其一生,显然也不会动摇。

他工人物、山水、花鸟,人物取唐人的辉煌雍容,山水、花鸟学北宋的精微周密,同时又兼学张大千、谢稚柳两位直接唐宋传统的大师。

学习始终临摹,临摹得其笔法——这一点,学唐宋与学明清并无分别。但由于明清传统“以丘壑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山水决不如画”,因此,当通过临摹学到了笔法,进一步创造笔墨的依据便在个性情感、三绝四全的“画外功夫”;而由于唐宋传统“以形象之精美论,画高于生活,以笔墨之精妙论,生活决不如画”,因此,当通过临摹学到了笔法,进一步创造形象和笔墨的依据便在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它包括了“画之本法”的基本功,也包括了“画外功夫”的修养。在基本和修养的关系中,修养是灵魂,但却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基本功,作为灵魂的修养只有落实到第一位的基本功上,才能产生其重要的作用;而当努力于基本功的钻研,本身也正是一种修养。这正如中国画的“文化价值”,明清优秀的文人画家有丰富博洽的文化修养,他们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印的综合艺术,固然体认了“文化价值”;唐宋的敦煌壁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家既缺少丰富博洽的文化修养,作品也只是单纯的绘画,同样体认了“文化价值”,而决不可武断的贬之为工匠的“行画”。

陈无忌既然对于唐宋传统有了坚定不移的认同,自然,也就不会为那些关于“修养”、“文化”的偏见所左右。他“顾其术亦近苦矣”地深入名川大山,写生、摄像、感受、体悟、捕捉、剪裁大自然的无尽藏;他“顾其术亦近苦矣”地把自己关在画室中,“已营之,又彻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地惨淡经营,“每一图,必重复始终,如戒严敌然后毕”。

今年来,他更专注于青绿泼彩的创作,力求于张大千、刘海粟之外别开生面,其方法是先以墨笔纵意地勾、皴、刷、泼,然后辅之以细腻的重彩,云蒸霞蔚,恍惚飘渺,形成瑰丽的境界;而屋宇、舟桥、林树则以精微的笔墨尽其刻划。在他纵放的粗笔中,内蕴着谨严的匠心,“逸笔草草”与“法度森严”相映,类似乎我所反复倡导的“意笔工写”;而在他细笔的刻划中,又外发着率意的书写,“一丝不苟”与“笔墨生发”相映发,类似于我所反复倡导的“工笔写意”。由此可以窥见他的艺术追求,是恢弘与细腻相融洽的辉煌灿烂,因为他的恢宏是种堂堂正正的风格,是他选择了继承、弘扬唐宋传统之“正宗大路”的必然成果。这样的艺术,对于构建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文明,具有毋庸置疑的“文明天下”的功用,所以,理所当然地率先获得艺术市场的广泛认可。

二十多年来,针对艺术多元化中,中国画的“发展”只要全盘西化、不要继承传统,传统中国画的“发展”只要弘扬明清文人画、不要弘扬唐宋画家画的偏见,我曾反复申说,我们既需要全盘西化的探索,更需要继承传统的努力;既需要有个别具备了特殊条件的人才来弘扬明清文人画,更需要有最大多数的中国画家来普遍地弘扬唐宋画家画。现在,由陈无忌的创作,由艺术市场的时间,来呼应了我的观点,使我倍感欣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所以,我又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另一个观点:艺术市场拯救了传统中国画,尤其是传承唐宋古典传统的中国画。虽然,要使市场的结论变为学术的结论,尚需假以时日,但我相信已经为期不远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恩市场;而感恩市场的最好行动,便是更努力地继承唐宋古典传统,奉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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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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