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523首届“当代艺术思想论坛”的颁奖仪式上，按接到的流程安排，“获奖感言”环节是获奖者自由掌握，可说可不说，见老栗等都说了，俺也照着提早拟的“千字感言”读了一遍。但本来有一个10分钟发言环节，给了俺的主题是“艺术批评与公权力”（栗宪庭是“中国艺术前景／危机／前景”，吴味是“艺术批评界的问题／现象”），俺现场倒真笔写了个提纲、关键词手拿着，也提早打了个大概腹稿准备说上10分钟的，可惜现场由主持自由把握，直接就进入提问、回答、对话环节，虽然俺的现场发言也说到了部分提纲内容，得到老栗“我喜欢你的发言”的表扬，仍是觉得有没把话说完（整）的遗憾。现把腹稿之大意整理如下，算是再“拟获奖发言”，供关注的读者参考——限于篇幅，有些处（比如“举例”）只给出关键词，不作展开，见谅。
俺在上篇“拟千字感言”博文中回复闻松说：俺可没弄成科班，哪敢说“学理”——甚至有感觉良好的自认是在说“真理”呢；比较而言，俺倒很在乎说“道理”，道理紧贴着“现实”、“事实”、“真实”，不轻飘，也不容易跌倒吧。俺的这条留言只是随意延伸了一下闻松敏感发现了的俺用破折号强调的关键词“求真”，未料与吴味尔后贴出的感言在“真理”这个关键词上产生了重叠，吴味给俺留言问：“你的道理不是冲着真理而去，那道理的标准在哪里？”并认为俺这样做批评乃会“感觉不好”。这可能就是俺与吴味——可能包括更多的批评写作者——不同的地方。俺的真实生活，或是所谓搞艺术、写批评，恰好就是每天在提醒自己警惕“真理假定的诱惑”之下进行着，俺认为热衷“主义”、在假定的“终极意义”中生活，更像是上个世纪早、中期的状态，最典型的负面例子就发生在俺们近数代人的身上：在“终极主义”的假定下，却发现“奔跑”在离平等、自由、公正越来越远的“大道”上。俺不反感别人在“终极假定”下生活、追求，但那不是俺“感觉良好”的生活。对于吴味，俺倒愿意阅读他的“个案分析”，而不愿阅读他的“务虚立论”，道理就在于此。热衷于讨论“上帝”和“普遍的人”、“神”和“真理”，那不是俺感兴趣的那个层次，起码不是必须时刻想着的欢喜事。真要换个说法，俺不如说：每天的开始即终极。每天做不好，那就进地狱；每天做好，突然那天做不好，也进地狱；反之，天堂亦然。这就是俺为什么以“力所能及”的低要求鼓励自己，为什强调“时时求真”，为什么俺颁奖现场发言强调自己仅仅是个“立足于微观批评”的写作者。在俺这里，“求真”就是求内心之真和求外相之真，前者主要就是问心无悔和于心不忍的良心坚守，后者则是对外部真相和本质的追寻。
这次在宋庄，近距离接触老栗，俺对之有很多认同感，比如他发言、聊天中说到的“力求真实”和“做点实事”，正是俺每天生活的基本态度，这样的态度给俺“不轻飘，也不容易跌倒”的实在、良好的感受。日前（10月26日南方都市报），读到刘索拉受访说：无论社会如何，你得有清净坚固的自我；当人们一强调意义，总是在强调功利上和社会上的被认同，我喜欢当什么都不追求的探索者，守着一件事，特别认真地不停做，做得越好，越用不着去说意义，不认真去做一件事，老想着去找大意义，这也是八十年代的问题，我们这代人因为受的是空洞意义领先的教育，所以都有这个问题，老想着你是中国唯一的什么，有什么用……。昨日（11月6日羊城晚报），读到周国平短文，喜欢追问终极的他也说：人要优秀第一，成功第二。此诸言，俺认同：有些人以“成功”为终极，或终极的时候也“成功”了，但其未必是做好每一天的“优秀”之人，这样的“意义”何以考究？……
关于发言“题点”
题目“艺术批评与公权力”是论坛方定的，有点大，在我能力之外，但确实是我批评实践多年关注的方向，所以在此尽力缩小到我关注的范围略谈一下。
要谈好题目里的这对关系，先得说“公权力”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是有“国标”的：第一，国际标准看，公权力是指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安全、公交、通讯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等的权力。第二，层层缩小看国内标准，是指公共行政权力、政府权力（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别）、准行政权力（比如美协、国家画院），最后接上了我个人的“艺术批评”实践范围。
二、为什么艺术批评要“与”上公权力
在此，可将“与”字视作动词。第一，从“被动”的角度讲，我们的文艺一直“被”公权力管理着，艺术批评被迫着要有所作为；第二，从“主动”的角度讲，因为公权力太强大，艺术批评也要主动发出声音争取文艺的自由空间。我发现今天获奖的几个人，有几个有趣的共同点：1、都曾与、正与公权力“发生关系”，栗宪庭先生曾在《美术》杂志呆过，吴味先生干脆现在就是个标准公务员，我则正在大学呆着，我相信我们三个人对行政权力、行政化的威力有亲身感受，而有些威力就是负面压力；2、我们或多或少（我曾阅读过栗宪庭这方面的主张）都主张文艺的生命力在民间，主张“文艺公民自决”；3、我提的批评公权力方向、吴味提的“问题”意识，跟栗宪庭先生的“重要的不是艺术”，其实有一个统一的内核：关注制度、政治等社会现实。4、我们都是业余批评作者（栗宪庭先生曾自称“不是批评家”可能是有点谦虚，但他确实非科班出身）。这三点有内在联系，其中第“4”点以业余作者获奖倒是很有趣，因为这除了说明我们三个人一定程度上也说到点上之外，我们几个业余作者的“主动”，会不会还证明、意味着“批评界”的某种“被动”？
三、怎么批评
第一，作为批评对象的公权力的各个层面：
1、制度：A、明规则——指立法机构、立规部门等直接行政机关：如代表大会、文化部、宣传部等；准行政机构：如文联、美协等；准行政艺术研究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画院和省市画院、中国当代艺术院等；公权力延伸到的单位、乃至市场管理单位和企业：如大学、文交所等。这样说有点宏观、务虚，我其实是主张艺术批评要多多立足于微观批评的，大家如果留意我的批评文章目录，这些层面我都是有批评文章涉及的，都是从具体事、具体人展开批评。举例：这次论坛我有篇文章是状告广东美术馆时写的，如果将包括写作在内的整个行动过程看做是批评行为的话，大家看到官司涉及了公权力的立法部门、立规部门、审批和管理部门、属下美术馆等，所以才有上书人大立法委员会希望关注“艺术立法”和觉得文化部出4.12规定限制行为艺术是“不当行政”而去信促其取消规定等系列行为。B、潜规则——各种实务中的“关系学”。举例：泉州当代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搬迁、银川当代美术馆等事件中的公权力作为问题。
近之兴所谓“中国模式”论——延及之“中国话语权”、“中国性”论，主张把那些过渡性的制度、特征固定下来，实际上就包含主张把各种不良的“制度因素”固定下来，所以并不难理解所谓“中国模式”论多数是精英阶层、权力阶层的——也就是多数的利益阶层的主张。例子：国家画院可以参加宋庄艺博会吗？
2、人：以上各层面机关、机构、单位里任职的人，特别是官员、代表等，是批评要观察、关注的对象。举例：我多次撰文批评过艺术代表、政协委员，关注和批评过美协、研究机构、单位等处的刘大为、靳尚谊、杨晓阳、罗中立等。
制度与人是互相结合、作用的。程美信说我的批评是针对艺术的“外部环境”的，如果这个“外部”是相对于艺术“本体”，这是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我又认为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的人，其性质、品质如何，却又是影响艺术好坏的非常本质的、内部的因素。特别是，如果从由来和成因考究历史，故国几千年（传统）以及建国几十年（政治）以来，我们延续着的某些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些制度上的人，很多负面因素已经内在为我们艺术事业里的不良基因和肌理。这点非常需要内部、外部力量去推动改变，艺术批评大可作为。
第二，怎样批评：
1、立场：青年批评家鲁明军（《天涯》2009.5《当代艺术的四种批评立场》）总结过四个立场观：后殖民批判、后现代解构、社会学转向、正当性质疑（河清），我主张应多出一个“现实批评”立场观，或者说，我建议结合“社会学转向”，艺术批评中应该提倡一种“社会学转向批评”，这个“现实”，是相对于“纯学术”立场的那个“现实”，特别是关涉制度、政治方向的。在态度上，艺术批评也要“三讲”：讲良心、讲信心、讲信念。
2、方法：A、方式（广义）：批评写作、“以艺术的名义”、现实抗议；B、空间：媒体（纸媒：Hi艺术、东方早报等）、网媒（博客、微博、论坛、艺术国际、雅昌艺术网）、场域（论坛、研讨会、美术馆、画廊、广场等）。
3、人才：近世纪来，如果五四时期略算例外的话，艺术批评界最缺关注“制度”、“政治”、“现实”的人才。
总之，我们既需要“学术立场”，也需要“现实战场”。现在的情况是，由于民主监督制度没有建立、传统人情关系十分讲究，我们的“现实战场”太萎缩、虚弱了，甚至我们很多学术批评，连真名实姓都不敢点出。在兼顾“宏观”角度的同时，我的建议大家多多做微观批评，我个人有限的批评实践就尽量这样做：从力所能及地监督、批评一个人和一件事开始，有多少作用就多少作用地把我们伟大的艺术批评事业能多大程度就多大程度地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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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