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过去相比，当代农民题材作品的最大变化是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增强。画家在农民形象中注入个人对当代农民问题的观察和认识，并尽量寻找相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态度。与20世纪前期艺术家走向边远乡村，速写式的描写农民不同点是，在当代画家的笔下，农民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形象，不再只是需要传统文化习惯定义的农民；与20世纪中期的农民形象也不同，那种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变迁中当家做主人的新农民形象，仍然是按照某种政治话语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上脱离了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农民。“他”作为社会标志的象征存在，大大高于“我”作为个体生命的实际存在。

经过20世纪80年代对历史的反思和向现实的回归，当代绘画中的农民形象的个体特征大大增强了。作为被观看、被同情和被标榜的“他者”有一定程度的淡化。当然由于习惯的主流话语，这种叙述和描绘的立场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但要看到他们作为社会的角色已经有了深刻的转变。画家笔下的农民不再是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是想方设法能让他们存在于真实的社会位置，以此来揭示中国当代社会中农民的现状和性质。这种认知的出现，是中国画家经过数十年来不断地主动或被动地与农民共同承担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才获得的。那种共同经历的感受对中国知识分子是刻骨铭心的，他们能从中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农民，也认识自己。于是当代画家表现农民也等于表现自己。只有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谈中国农民问题，才可能将农民当作主体而不是“他者”。因为农民问题已经真正成为中国社会演进中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和中国每一个人包括画家自己不可分割，农民也就不再是“他者”而是与“我”重叠。关心农民问题也就是关心我自己的问题。有了这样的感情认同，才可能使画家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描绘农民，发出自己的心声。从更深的意义层面看，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地与农民“结合”的历程，当代中国画家对农民的理解和认知，其丰富性和深刻性超过了以前任何历史阶段，作品的思想含量和情感丰富性也超过了此前那些阶段。

冯远的《远山》组像，外表朴实沉厚，感情含蓄而耐人寻味。曾经的知青经历，对农村生活感同身受的体验，对农民现状和命运的深切关注，使他的作品具有精神深度。水墨和素描结合的表现方法，使得画中的农民形象朴实无华，却因水墨的用笔而张扬出个性化的情感。看得出在真实与艺术表现之间，冯远首先追求的是真实，真实的显现生活艰辛与人性尊严的个性化表现。而画家自己的个性，却融入形象的选择和表现上的分寸感把握之中。

徐唯辛的《农民工李国富肖像》组画，明显地表现了一种对历史的态度。他以暗房技术的构想来表达对农民在历史时空中显现与消失的过程——巨大的头像从模糊至清晰，又从清晰到模糊的顺和逆的过程。随着静止的平面上展示的时间流动和人物容貌的隐去与凸现或凸现与隐去，描述出社会和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容易发生兴趣也容易淡忘——一件真实的事件和一个真实的人作为时间性存在，很容易淹没在动态的社会历程中。农民工李富国作为一个人确实存在，尽管画家给他画了近3米的巨像，但作品却呈现一种隐忧——为人物和事件在记忆中淡化，在历史中消失而担忧，这使画面在看似平静中酝酿着不安。
段建伟画的是当今受到现代生活影响的年轻一代农民，他们的脸庞和身姿，他们的服饰和发型，是城市人通过进城打工的农民而早已熟悉的。但画家将这些形象置于乡村空旷安静的天空下，人物表情安详平静，似乎还有一些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并非有明确的指向，却改变了对农民的概念化处理，使人物的内心世界显得丰富。段建伟的作品不完全是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人，有些人物动作富有象征意义，如《麦子》，画中妇女手持麦穗。但这种象征性不是简单的标签或空泛的口号样式，相反，因为人物形象的特殊处理和提炼，显示了画家对农民精神的认识和感受。这也表现在画家赋予人物形象独立和真实的精神品格上。

由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探索，当代绘画中的农民形象往往具有多义性，王晓辉用水墨绘就巨大老农肖像《太行秋阳之一》，表现出一种苍茫如地表的永恒感；晁海画的农民浑然如一团水墨，似乎整个世界都运行其中；苏新平《农民肖像》凭着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表现深度的思想和情调。从绘画形式语言看，梁岩《衣食父母》更多地吸取了照片和招贴的意味，而趋于平民化；王迎春《农乐手》从民间艺术和立体主义的结合中发展出简爽明朗的形式；袁武《北方秋天的肖像》有意截取画面，形成动态的新结构；康书增《喀什葛尔》的线条则富于装饰性，这些尝试都为农民形象所具有的多样文化内涵和审美效果带来丰富的表现可能。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形式多样化的执著追求，防止了艺术教条和陈旧的社会观念限制绘画艺术的创新。

在表现农民和土地、家园的关系方面，一些作品继续保持乐观的象征性，演绎土地家园与民族的理念。也有不少画家抒发中国文化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淳朴生活的向往，如王有政的《乳之河》、赵奇的《在村口》、王迎春的《回娘家》、刘大为的《丰收图》、戴信军的《信天游组合》、郑艺的《共享和平》、莫合德尔?亚森的《阳光地带》、赵培智的《家园·2》、孙为民的《收土豆》等。王宏剑的《天下黄河》、段正渠的《黄河传说》、姚熔华的《家园》、王榆生的《黄河》、罗江的《毕摩·祭》等作品在保持中国文化习惯的乡村叙事模式的同时，发展出一种更粗犷和狂放的乡野意象。在他们的作品里，乡土田园不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在更大意义上它是人存在着和感受到的生活本身，并与原始的活力和生命力想象相连。在这里，土地和家园再一次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但已不是政治宣传和动员所需要的话语或企图改造农民的文化话语，而是艺术家带着激情想象和感动的生命存在，同时也是对农民存在方式的肯定和赞美。这也可以看作当代环境中，相对于都市文化批判的对乡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肯认的倾向。

相对于上述比较理想化的土地与家园的叙述，也有一些作品表达了乡土生活中出现的变化，以及对这些变化的思考。如杨力舟的《烈属》、南海岩的《尘》、王宏剑的《冬之旅》、陈桂香的《守望家园》、吴山明的《家园》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对土地和家园的苦涩艰辛地守望，对历史变迁和人的命运的无法预测的茫然，都说明处于社会变化中的农民与乡土和家园的关系和认识，已经突破一边倒的乐观描述，明显增加了疑虑与思考的因素。谢东明的《乡间生活》中对乡土陌生化的表现，潘晓东的《喜宴》和《小镇新春之二》夸张地突出拥挤喧闹的农村，张立宪《沸腾的黄土地》对乡土情境的戏剧性渲染，都鲜明地表现了一种与传统概念中宁静抒情的田园诗相去甚远的境界。也说明当代画家作品中理性因素的增强。

在“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和农民命运的关系中，当代画家更多地将目光投射于中国农村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农民的身份变化和关于农民与农村的传统观念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对当代农村的问题的认识基本上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强烈地表达出对社会变迁中农民问题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也是基于对农民现状的关切和状态的担忧，显示当代环境中的农民问题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问题。这种强烈的关注的底下一方面仍然是延续了将农民和国家与民族命运关联的文化定式（与当代世界大国的文化表现可作对比），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有关社会进步和农民的关系的叙述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作为画家个人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叙事方式和基调上，体现在主流话语的框架里保持自己的基调。在表现手法上，除了写实手法继续占主流之外，也产生一些新的表现方法。这也显示在自由和多角度地表现农民的同时，画家也将自己放在事件进程中留待时间的拷问。

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的变化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重要历史进程，郭全忠《选村官》、《农民问题》、《农村民主会》；吴云华《村民大会》等作品，和描绘3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绘画比较，可以看到画家更多的笔墨和心情放在农民个体形象本身。他们的姿态和由这种次姿态传达出的一种精神倾向。这里已经很少看到戏剧性的表演和故事情节的演绎，画中农民的个性表达说明作为每一个个体的农民在一起商讨他们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时，仍然保有独立的身份和精神份量。在这些画里也可以看到形式的重要作用，这种新的形式拒绝故事性和概念性的安排。画家在表达农民个性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念和感情倾向。

表现当代农村中人与人关系的作品，有曹新林的《一方水土》、《村委会》，孙犁的《暖阳》、《秋阳》等。这些作品具有亲切的温情，从人物的表情和精神状态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组合上，传达着一种既保有个性，又求大同存小异的乡村社会关系。

许多作品抓住了农民和当前社会的关系以及农民在当代社会所处的位置等敏感问题，有意识地表达了画家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观察角度和看法。表现农民和社会问题的有毕建勋的《惊蛰》；表现农民和城市关系的张国辉的《山城夕阳》、《山城风景》、谭丽娜的《小小专业户》、张立柱的《走出槐堡》；表现民工生活的有忻东旺《装修》、《明天晴转多云》、梁占岩的《太阳每天升起》、张江舟的《边缘地带》等。除了《惊蛰》一画表现出明显的疑问和批判外，其他作品都表现出画家复杂的心情。例如关于农民进城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在中国更突出地表现在农民与土地，农村与都市化的矛盾之中。画家一方面通过描绘农民在城市的处境，表达了都市化造成的社会失衡，同时也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关切。显然这与纯粹从政策层面去演绎和解释农民和城市关系问题有相当差异。差异之一是画家往往站在人和人性的立场，带有个人感情地去解释眼前出现的有关农民的现象与问题。

有意思的是陆庆龙《惑》和杜晓东《预约》，对农民境遇变化的两种绝然不同的现象的表现和解释。前者几个蹲在地上进城干活的民工，他们的服饰和蹲地的姿态表明他们原有的身份。他们抽着烟，脸朝着前方一副困惑不已的茫然神情，在他们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而后一幅画表现的是先富起来的农民。他们身着皮夹克，脚蹬皮鞋和旅游鞋，身材明显地由于过多饮食而显得过于壮硕。他们打着手机，暴发户式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这两件作品可以表示在城乡变迁中农民状况的复杂性。过去那些对于农民和农村的定义，已经不完全适用。比如在西北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令人忧虑的现状和区域地理环境的限制，相对应的是沿海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先富起来”的现状和令人羡慕的地理位置。两者之间的对比和差距，已经超过中国历史上有关贫富和阶级的所有区分和定义。这已经成为当代画家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由于画家在表述农民和社会演变的关系时必须表现当代农民的形象，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当代农村的环境和社会对农民与农村的定义，所以“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是与“容貌与个性”、“土地与家园”这两种视角有着同一基础，是同一情景中观察、表现农民的不同角度。其中，农民形象的变化，既表明了画家在形式上自由的探索和变革的态势，也表明了当代文化环境中画家的思考和感情的投射方向。更表明了中国农民本身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