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黄永玉依旧不改其顽劣本性，浑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姿态。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跟老和尚说话时，少年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老和尚温和地问他：“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这事后来被传了出去，成为笑谈。当“万荷堂”建好后，黄永玉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的时候，已经90多岁的吕正操打趣地说：“你年轻时喜欢称‘老子老子’的，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黄永玉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了抗战八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这个词似乎被或多或少地赋予了些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可是对少年黄永玉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88岁的黄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几十年前那个独立闯荡世界的自己。不过对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也并不觉得苦，唯一的哲学就是“生存”。以至于某一年他看到学校的一对夫妻吵架，还诧异不已：“都有饭吃，还打什么？”

不过粗粝的生活铸造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日后那个令人叹服的黄永玉打磨了雏形：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闯荡大上海的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却成了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刚流浪到上海时的黄永玉名不见经传。每个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2～5元稿费。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激动万分，便带着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画，说自己非常喜欢，想替他送去发表，臧克家随即按照当时报刊的最高稿酬标准，付给他稿费。后来，那十几幅木刻画绝大部分都没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没在他面前提过。
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那时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邮局，唐弢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立即帮他处理稿费。唐弢还多次带着黄永玉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多挣一点钱。这也使得黄永玉对那个宏大的“政治”，有了很淳朴的理解：“我们不讲什么党不党，他们就像我的叔叔伯伯一样。这时候他们如果要我为了革命去死，我也会。”对这位年轻版画家的关爱，自然有同属于“左翼”文化战线的政治色彩，但更多的，也还是与那些文化人出自人性本质的善与美有关。

中华木刻协会的负责人李桦是让他至今想起来仍很温暖的一个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到吃饭都是有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还要付房租钱，负担很大。有一次李桦先生说：‘我请你看电影吧，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幻想曲》。’我说：‘好啊。’我们大概走了一二里地，到了有轨电车站，然后他问：‘你有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结果他说：‘好，那我们走吧。’那要走多远呢？我们一直走到外滩，然后到南京路再拐弯还往里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戏院。原来他身上只有一个人的车票钱了。可是即使那样，他还来关心我……”

解放后，黄永玉与李桦又成了同事。“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天真又纯洁，对他人像小孩子一样信任。”黄永玉记得，每到星期天，李桦就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一张大桌子，然后给全国的木刻年轻人回信。“就像以前给我写回信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这样，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

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来还感喟不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干净纯洁，我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还有萧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再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长大了怎么能对别人不好？”

别梦依稀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与黄永玉，是湘西小城凤凰引以为自豪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想起这一插曲，黄永玉大笑起来。虽然出自同一地域，但两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这种性格在凤凰来讲比较少，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我是比较典型的湘西人，从小靠拳头打天下。”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文革”期间，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5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两个相差22岁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籍籍无名。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这个人特别聪明，他能够一眼看到我画画的一些问题，不是抽象，而是很具体地提出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语言很接近，就像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黄永玉写了很多故人旧事，但从来没有为汪曾祺单独写下些什么，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难写！他这个人啊，可丰富了。我知道他很丰富，但是要往哪里下笔又无从着手。”片刻，他又加了一句，“还有呢，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得比较远了”。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被剧团抓了起来。他们单位派人来中央美院审问我，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他们说‘还是朋友！’就拿手里的康乐球杆捅了我几下。后来，他的才能在那个《沙家浜》得到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也许是他太忙。”黄永玉的回忆淡淡的，听不出内心有什么波澜起伏。上海滩的那一对快乐青年，就这样渐行渐远。

“后来，‘四人帮’垮了，他到我家里来，可是，我们中间隔了太久，一下子让我从哪儿讲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又是给毛泽东纪念堂画画、又是美术家协会的事儿，哎，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1996年冬天，黄永玉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有朋友为他开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黄永玉又再请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来了很多人，包括黄家的那一帮，黄宗英、黄宗江、黄宗洛，还有丁聪、冯亦代、王丹凤，包括曾祺，这一帮老朋友都来了。”两人见了，依旧没有超过礼节性的深入交谈。“当时他的脸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缘故。他后来与另外一帮文艺界的年轻人来往，喝酒喝得厉害，把身体都喝坏了，真是可惜了。”

黄永玉没想到，这是他与汪曾祺的最后一面。转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说：“女儿上楼来告诉我说，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没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总是觉得他还太年轻，才不到80岁，真可惜，真可惜……”3个月后，京郊的那个“万荷堂”修建完工，黄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叹：“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如果有那一天，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再是“相顾无言”的尴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一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记忆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点也不伤感。”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