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对国体性和国民性讨论百年，都没什么结果的原因就是，这对冤家其实是互为因果的，而不是绝对的一元论，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会在某一个方面比较突出罢了。如今的中国，再不能谈什么国民性了，民国以降，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渐稀缺，即使有也要被骂成傻B,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合时宜倒是满口的空话和假话，就像党员大会，满嘴的国计民生，光鼓掌还不行，还要在会场上为自己活在新中国感动地落泪，集体嚎啕大哭……鼻涕是必须要擦在西装的领口上，亮亮的方显党性的纯真。我倒是突发奇想，建议把党校和上戏、中戏的表演系合并，必然能培育出国际大牌演员，在生活中娴熟表演。就是雷冠希郑媛媛这些平时喜欢自拍自导的党员同志，也能提交更加高清的创作作品，以记录党员们多姿多彩的业余生活。
改革国体，从制度的变革看胡适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待胡适，显然胡适的观点要比鲁迅更具科学性，当然胡适也并非制度决定论者，但起码是国体性主导国民性，同时强调制度对国民的教化作用。这方面胡适在《〈政治概论〉序》②中有明确的表述“史上无数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制度的改良为政治革新的重要步骤。我们不能使得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善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作恶。”胡适的话显然有针对性，因为当时有一种舆论是，即使在英美制度下，政治上的各种舞弊行为仍然不断，由此推断出国民性的好坏和国体性并无必然之联系。胡适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只有对制度不断完善才能有效抑制恶的泛滥。并且还把民治制度提升到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的高度：“凡经过长期训练的民治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得多。”胡适还列举自己在1912年和1916年亲历美国两次大选的经历，他认为美国下层选民“只不过生长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比我们在大学里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还高明的多”这里的“读纸上的政治学的人”就是影射张慰慈的《政治概述》一书的言论。胡适的政治主张在《〈政治概论〉序》表露无疑，他既强调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也强调了制度对国民素质教育的重大意义，所以改造中国社会，重要的是对制度的改造和加强对国民素质的训育：“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要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他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所以如果脱离制度而片面强调国民性，一味指责民众程度不够、能力不配、组织不便，那么这个国家就永远没有民治的希望了。
适之先生的观点在近几年得到国内学者的极大追捧，当然追捧的理由是铿锵有力的，比如朝鲜和韩国，国民素质原来是一样的盖因不同的制度而导致如今天壤之别。再说台湾和大陆，都是华夏之民而如今一个连facebook或推特都用防火墙搁置，而另一个却无需签证自由行至百余国！如此的差距无非是国体之不同。这些例子都太过极端，因为所涉负面国家皆为一党专制，可以肯定的是一党专制的体制是要不得的所以也谈不上要比较什么优劣了。而是要多看看美国、英国、法国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日本、台湾、新加坡、韩国之间的比较……当然也可以比较中国和朝鲜！所以同一种国体之下，国民的素质差异却是非常大的。所以适之先生的观点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比设国民性和国体性的关系很形象。但我更赞成用内修外练来比恰，这内就是体制，外则是国民之素质。所以大家勿要认为我一贯强调体制建设之重要而误解国民素质之无谓，而恰恰相反，中国人现在的素质是要狠狠的咒骂，直到骂出他的羞耻感，骂出他的痛来方才可以回到了人的本意。否则你和他讲道理是不管用的，他的大脑和胸腔中尽被那些蝇头小利和贪念所占据，那还容得下什么大义和道理。所以咒骂就成了针对思想污垢的大清理，只有腾挪出些空间才能放些有营养和健康的东西进去，所以宽容是万万不可的。三百多年前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撰写过“宽容”的条目，还专门写过一本题名《论宽容》的书，他就认为，宽容精神是有原则的。在伏尔泰的相关著作中，这个主张宽容的人还经常使用另一个词，就是“败类”。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时期伏尔泰在给朋友的信中，最后都要写上一个口号样的短语：“消灭败类”。一望而知，“消灭”一词是很不“宽容”的，然而正是终生对“败类”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伏尔泰成为“欧洲的良心”。
前一阵网络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践踏导致如今共知成了一个贬义词，实际上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义如何，如何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以及到底能有多大的作用，这些都是言人人殊的。我理解的所谓知识分子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而关心专业以外的社会事务，且要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并设法对现实社会加以批判、干预和改造。我想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品质就是独立性，保持独立的话语权表达个人的基本理念和社会良知，即使在失去自由的状况下也能保持毫不妥协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通常是不结盟的，即使加入某一个组织也需保持自由的天性，超越利益集团的利益局限，拒绝和权势者合作并挑战主流社会。所以世界上不存在主流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权贵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知识分子是天然的无权势者向权势者“叫板”和“死磕”的“天然反对者”，知识分子通过言论而非组织操使个人的批判性话语，即舆论压力，促使权势者做出让步和改革。即使在今天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我们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发声的通道和载体，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即独立人格和道德的标杆意义，他仍将在精神上带给我们力量。
而那些专家学者则不然，他们只需执著于自己的专业，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在书斋或庙堂了却一生。无论是剑走偏锋的边缘知识分子还是专家学者一旦进入官场，他们的身份和角色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成为延臣。成为延臣在中国社会乃至很多国家都是一种“成功”的身份，即由边缘进入主流，由民间进入官场。在艺术界的典型便是罗中立，进入美院管理层并成为院长（中国的院校和官场无异），罗中立从画《父亲》一举成名并给我们无限期待的画家，最终成为一个农民画家，一个不再需要动脑筋且政治上正确的官场艺人。此后“成功”的艺人包括上海双年展策展人邱志杰，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等等，也包括在商界很有煽动力的策展人吕鹏等人。在官场和资本的诱惑下，让中国艺术界无数豪杰尽折腰，甚至为了获得蝇头小利失去做人的底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艺术界，几乎丧尽了知识分子的特性而良知不存。
而如今胡适声誉抬头其实就是这些当代延臣为了给自己找个光面堂皇的理由为官场打工。诚然我是坚信这些延臣在年少时也曾有过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梦想的，也曾有过不屑于权贵的傲骨，但终究抵制不了权力和财富的盅惑而低下高贵的头颅。能做延臣的都是聪敏人，也是个好演员，自然要给自己找个师出有名的台词了，而胡适当仁不让就成为当代延臣的偶像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个历史性的契机，民族问题成为当时的文化人、科学家、学者们和国民政府全面合作的理由，而胡适作为192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到了三十年代竟成了进入权力中心的本钱。1932年学术界50个有名望的人加入国防计划委员会，至1935年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一帮人进入蒋介石的人才内阁，基本上都官至部长或委员，到了1940年代末，胡适出任北大校长。至此作为延臣的胡适的自由主义已然让位于国家主义，而此时的国家乃党国，正如陈独秀所言“党权为重国权轻”，所以胡适试图加强“国权”其实和稳固“党权”无异。一个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政体的与狼共舞，最终只能沦为恶劣的政客或冒牌的学者。多年来学以致用、精忠报国的思想毁坏了诸多知识分子的节操，士人们徘徊在廊庙与山林之间，三顾茅庐则成了价值实现的千古佳话，这是实用主义战胜知识分子性的悲哀。追求知识分子和行驶政治权利怎么可能结合在一起呢！知识分子存在的前提是以远离权力为前提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反叛、自治、破坏和狂飙突进的精神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灵魂。所以当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成为“党国”才俊时，就是背叛了五四精神，这是胡适的戏剧，也是胡适的悲剧。在“党国”畅谈自由主义多少有点侨情，就如同今天的院士、教授和院长们谈论当代艺术和在人代会上谈民主一样，有什么区别？
（完）
徐子林于上海三林滨江
2012年11月26日
①1925年3月31日，鲁迅写个许广平的信。
②《政治概论》是北大教授张慰慈所著，张慰慈系留美博士，攻读政治学。而胡适所写《〈政治概论〉序》一文，旨在和张慰慈讨论一个问题，即“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张慰慈在《政治概论》第七章表述“有人说，好人民须有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 张慰慈在文中的“有人说”指的就是胡适。张慰慈和鲁迅在国民性问题上的看法一致，故和胡适有着很大的分歧，他说“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民治或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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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