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艺是我的心头好，心里很喜欢

记者：您父亲曾良先生对你从事陶艺创作有影响吗？

曾鹏：他不一定是有意识培养我，但他提供了一个环境给我。当时他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和阿鱼的爸爸（谭畅）一起，从广州调到石湾，去保护和开发民间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受他们的影响。我读大学也是学陶瓷。陶艺是我的心头好，心里很喜欢，也是我的唯一出路，没地方去，找不到饭吃，只能做这个。

记者：是什么让您一直生活在佛山进行创作？

曾鹏：这也是一个生存机会。我能够做这样的东西，那边有土壤，有气候，有生产条件，而且我对它很熟悉。我没有东跑西跑这个能力。

记者：大家说起您的院落、茶、古琴、卧在池边的狗都很向往，您自己也乐在其中吧？

曾鹏：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她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人不要贪。对生存你不要贪，能活多久活多久；对财物不要贪，属于你的就是属于你的；对吃的也不要贪。没有贪念，人就过得很自在，在你的能力范围里，能做多少做多少。慢慢做下来，品味起来，就能感受到一种享受，而不是压力、内敛、自卑，就是享受，实实在在的享受。

记者：小时候接触陶艺，长大学陶艺，然后做陶艺，您也就顺应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安心做陶艺？

曾鹏：很多东西好像是天生的，天然的。我大学老师就评价我，曾鹏就是为陶而生的。

我发现，这种手头功夫会变成一种享受

我觉得做一个民间艺人很享受，自食其力，所以我也完全不受时尚的牵引。我也不受名誉上的压力，不以大艺术家自居，所以享受一种自由，一种没有被缚的生活。——曾鹏

记者：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去享受生活。

曾鹏：很早。我很早就离开了国营工厂。我1982年大学毕业，进国营单位做设计师，当时的岗位非常好，谁都进不去，但1988年我决定离开那里。当时，我的母亲很沮丧，她说这么好的工作单位还要离开。当时刚出来的时候的确很艰难，一点钱也没有，也没有房子，自己就东躲西躲，后来干了半年，发现自己有点能力，把厂也建起来了，有了一点自信，然后结合市场，慢慢做下来，巩固下来，有了自己的团队。

再后来，做得越来越大，团队中有人就想要做成李嘉诚那样，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做那样的工作，所以又退出，再重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记者：当时为什么离开国营工厂？

曾鹏：在国营厂感到很压抑。当时我工作很努力，但身边不少同事在看报纸，因为在那样的单位一两个星期出一个新样品就够了。当时，我没有像别人一样看报纸，我觉得那样就荒废了自己。别人可能需要看报纸，但我需要工作。

当时的工作，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训练，尽快熟悉制陶，进入角色，在很短的时间里做东西。当时思维很活跃，想了很多，马上实施，实施过程中（烧的过程中）再发现自己有什么缺点，第二天马上改进。所以在一年里，我就能完成熟练的操作。

当时很多人在看报纸的时候不理解我，以为我想要做点什么官。其实我一点野心都没有，我的野心就是，人必须要有一个本事，手头上的功夫一定要过硬，否则你到哪个岗位都会吃亏。我就怀着这种理念去做事情，但做着做着，我慢慢发现，这种手头上的功夫不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而变成一种享受，我想做什么都行，多享受啊，享受发现和创造的乐趣。

记者：创造的确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快乐。

曾鹏：后来我也参与了一些家具设计，也很享受，发现原来这么过瘾——一些烂木头马上变成了一些很有用的家具，卖得也很贵。当时，我把拆了旧船剩下了的木头用来做家具，这些烂木头最有用的拿去了做模具机械，最没用的就拿去当柴烧。我把最烂的木头拿回去，做成了家具，还受到了很多人追捧。但没得追，烂木头只有一件，大家就只能等。

记者：您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曾鹏：我很享受一种没有压力的运作，不需要大生产，大投入，就守着手艺人的本分，做一点算一点。今天，世界各地有我们七八个专卖店，就足够了，我们也没什么压力，大家都做得很轻松。

记者：您喜欢做一个单纯的手艺人？

曾鹏：我觉得做一个民间艺人很享受，自食其力，所以我也完全不受时尚的牵引。时尚对我来说，没什么很大干扰，我可以理它也可以不理它。我也不受名誉上的压力，不以大艺术家自居，所以享受一种自由，一种没有被缚的生活。很多人觉得做艺术家好像要很有社会责任感，我觉得也没必要。只是为了生存，揾食嗟，所以我觉得很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