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方应对争议的态度令人遗憾

9月中旬，北京匡时发布“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将拍卖的消息，拍品由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后人整理珍藏，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及梁启超使用过的家具等共计950件物品，如此数量众多的梁氏档案，对于收藏界和历史界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随即，梁氏家族的历史上的争议浮出水面。梁启超直系后人发表声明称，梁启超去世后，后人已经按照遗训，把梁启超的遗作都捐给了国家，不能出卖，而且他们也从没售拍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其次，梁启超直系后人也称，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故居，这一点，已经有解玺璋等学者的理论支持。

梁启超直系后人吴荔明曾对记者透露此举的无奈，他们只是想撇清此次拍卖与他们的关系，并无过多的要求。在这一拍卖的后续过程中，梁启超直系后人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或是表示强硬的态度。但这一争议，使得梁氏家族晚年的恩怨重新被人们提起，让更多人知道梁氏档案背后的历史故事，这无疑也是一件幸事。

此次争议有始无终。匡时和梁启勋后人与吴荔明等梁启超直系后人并没有进一步沟通。纵观2012年的拍卖场是非，拍卖方在应对争议时的态度都令人遗憾。5月初，嘉德春拍“唐弢珍藏”专场中，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高价落槌。从一开始，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就对此次拍卖表示了异议，但拍卖公司以周吉宜不能提供“文革”时抄家的清单为由，拒绝撤拍。反观香港，10月初苏富比原定在港拍卖估价达1200万的张大千《拟唐人秋郊揽辔图》。拍卖前夕，自称是“物主”的陆介铿向香港警方报案，要求协助取回“失物”。苏富比随后撤拍。由此，不难看出，拍卖方在面对争议拍品时，夹杂在法律和利益、历史恩怨与现实困境之中，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梁氏档案”采取分拆拍卖方式

2012年上半年国内拍卖市场上另一场惹得满城风雨的拍卖“过云楼藏书”，拍卖方也是匡时。过云楼藏书的最大买家本是凤凰出版集团，藏书荣归故里，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但随后北大却出人意料地行使了“优先购买权”，对过云楼藏书进行“争抢”。一时引起坊间热议。最终，过云楼藏书还是如愿回到了故里，以2.16亿元的价格，成功落户江苏凤凰出版集团。

匡时通过“过云楼藏书”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拍卖，成功地进行了知名度的提升。在一点上，匡时远远胜于保利等老牌拍卖企业。外在的争议背后，匡时本身的做法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匡时与清华大学、中华书局以及国内知名学者就“梁氏档案”举行的系列活动，对历史人物的大众化普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匡时还将梁启超档案交与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即便定价较高，但对梁启超的文化研究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此，匡时不仅仅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做成一场拍卖，同时也是一场文化事件。这一点，也是值得国内拍卖同行借鉴的。

值得一提的是，“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最后还是采取分拆后逐个拍卖的方式，这与学者解玺璋和一些买家意愿相违，但匡时对此的解释是，尊重拍品委托人的意愿，这是其中根本原因。此外，匡时也担心整体打包，会无人应价，因为之前几家找匡时洽谈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都只表示愿意收藏一部分。应该说，匡时此举也是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如此看来，“过云楼”的整体拍卖与“南长街54号”的分拆拍卖，各自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但其出发点无疑都是尊重送派人的要求，其次，也充分考虑市场，最终完成成交量的最优化。

拍卖市场中的古籍善本走势上扬

回顾2012全年的拍卖市场，市场并不火热。香港苏富比春拍和香港佳士得春拍，成交额都是不尽如人意，艺术品秋季拍卖也遭遇“寒流”，主要拍卖公司成交额同比下降50%，折射出“藏宝热”正在降温，但由匡时主导的这两次古籍拍卖却逆市上扬。在国内拍卖市场中，古籍善本拍卖原本是较小的一块，古籍善本一直是个小众化的收藏门类，收藏人群、总体数量和整体价格都不像书画一样炙手可热。但通过过云楼藏书和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两起拍卖，古籍善本拍卖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在2012年秋拍中，保利推出的广运楼藏书近万册，估价也过亿，含金量其实不低于梁氏档案。盘点2012年收藏市场走向，除了保利、匡时之外，嘉德秋拍中周作人书札也拍出了400多万的价格，元刻本《题宋版通鉴总类》以1380万元成交，这显示出具有文化研究价值的名人信札和古籍善本更加受到市场重视，这与现今的收藏群体偏好相关，也与民国初期的名人书札集中热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顾匡时2012年两起亮点颇多的拍卖就凸显其价值所在。而围绕拍卖所引起的争议，古籍拍卖方式、匡时的运作方式等，都应该能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