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撞击艺术界

纽约画商里奥·卡斯特利（Leo Castelli）敏感地意识到艺术风向的转变，并且适时地介入其中。1958年，卡斯特利画廊为贾斯培·琼斯举办了第一次个展，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一跃成为纽约艺术界的宠儿。一些艺术史学家将这个展览视为波普艺术的开端。

像欧洲其他知识、财富精英一样，里奥·卡斯特利在战祸期间从欧洲移民至美国。曾在巴黎经营画廊的他很快和当地超现实艺术家建立起联系，然后又结识了当时已声名鹊起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群体，但他的志向并不仅限于此，“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商人，我视自己为重要艺术家的发现者——不只是单一的艺术家，而是新的运动。”他希望发掘完全崭新的艺术家。

1957年，混迹纽约艺术圈多年的卡斯特利在自己的顶楼公寓中开设了画廊。卡斯特利的女儿尼娜的房间被改造为办公室，L形客厅被改造为展厅，步入式衣柜成了储藏室，最后面的两个房间成了卡斯特利的卧室。画廊起初举办的两个群展兼顾了欧洲超现实主义、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等各种品味，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新人贾斯培·琼斯画的一面美国国旗。

不久之前，卡斯特利在犹太人博物馆举办的群展中首次看到琼斯的作品《绿色靶子》（Green Target），大受震撼。卡斯特利回忆说，就像“你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5分钟之后决定和她结婚”。没过几天，卡斯特利就在拜访劳申伯格的时候巧遇了这位让他大为激赏的艺术家本人。

卡斯特利在1951年初次见到劳申伯格的创作，此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当卡斯特利和妻子艾莲娜随劳申伯格爬上他三楼的工作室时，好客的主人表示要到楼下琼斯那里拿一些冰块。“我要见他！”卡斯特利说到。他们又爬下楼梯，然后便置身于琼斯作品的环绕中。

这次相遇让卡斯特利对自己的感受更为确定。1958年1月28日，他把画廊的首次展览献给这位籍籍无名的年轻人。琼斯的个展“像是流星撞击艺术界”，艺术批评家卡尔文·汤姆金斯（Calvin Tomkins）记录道。《艺术新闻》（Art News）杂志编辑托马斯·海斯（Thomas Hess）打车借走了琼斯作品《有4张脸的靶子》（Target with Four Faces），将其作为下期杂志封面。MoMA的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在画廊中晃悠了3个小时，最后叫上博物馆的美国艺术专家多萝西·米勒（Dorothy Miller）一起来看展。巴尔本想买下所有的作品，但卡斯特利只能向他出售“一两幅，顶多三幅”，这使他大为恼火。

在琼斯个展获得成功2个月后，卡斯特利为劳申伯格举办了个展。劳申伯格相比琼斯是更为成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光有抽象表现主义的滴色画，更有体育新闻标题、照片、杂志剪贴、街头传单等元素的拼贴。但这一展览获得的反馈褒贬不一。展览呈现了艺术家标志性的作品《床》（1955），他将自己的睡袋和枕头钉在画面上，再像波洛克和德库宁那样将颜料泼向画面。卡斯特利花1200美元将这件作品收入囊中。

同时期，劳申伯格还有另一件同样著名的作品，名为《单色图表》（1955-1959）。他让一只安哥拉山羊的标本站立在一个装饰着绘画和拼贴的平台上，身上套着一只轮胎。这件作品受到广泛关注，评论家倾向于从个人经历去阐释这件作品对于艺术家的意义，但艺术家本人不置可否。

在琼斯个展大获成功之后，艺术家终于迈出了他的朋友、恋人劳申伯格的阴影。3年之后，他们的私人关系彻底破裂，卡斯特利说：“他们成为事业的竞争对手。”同样关系破裂的还有卡斯特利夫妇，二人离婚后，艾莲娜回到欧洲开办了画廊，而卡斯特利也利用前妻的资源将自己旗下的艺术家推广至欧洲大陆。

那段时期，纽约艺术界前所未有的充满了活力。1959年第一个星期，75个艺术展览开幕——几乎全是当代作品。

1960年，格林威治村的雪松酒馆里聚着一群常客，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德库宁和弗兰兹·克莱因（Franz Kline）穿着他们颜料斑斑的牛仔裤正在豪饮，一边与露丝·克利格曼攀谈，后者刚刚从波洛克的车祸中恢复过来。她抬起眼睛，看到三位衣冠楚楚的绅士——贾斯帕·琼斯、罗伯特·劳申伯格和舞蹈家莫斯·坎宁汉。“我立刻知道他们是谁，”她告诉艺术评论家Peter Plagens，“我意识到，艺术界已经发生了全然的改变。他们机智、聪慧、头脑灵活，他们穿西装打领带，他们都是同性恋。”

崭新篇章

1961年，肯尼迪总统上台后，联邦政府重新对文化大加关注，新一代美国人对艺术兴趣日长，也许愿意买一两幅作品装饰客厅。

乐观情绪波及社会各个方面。贾斯帕·琼斯的《旗帜》曾经让很多观赏者摸不着头脑，而今美国国旗的意义却发生了变化。曾经它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虚弱和疲倦，而今却成为迎风招展的未来希望。

此时，纽约艺术界迅速被新的风潮席卷。一大批艺术家跟随劳申伯格和琼斯的步伐，开始进行关乎日常生活的形象的创作。1962年，用现成品做拼贴的创作方式在纽约的画廊和博物馆随处可见。劳申伯格也开始寻找版画等新的艺术语言。

同年秋天，纽约画商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举办了名为“新现实主义者”（New Realists）的展览。詹尼斯曾是巴黎学派的重要推手，但本次参展艺术家平均年龄只有30岁，他们包括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g）、罗伊·里奇滕思坦（Roy Lichtenstein），以及一位叫做沃霍尔的新人。

詹尼斯避免使用“波普”这个标签，他认为“波普”是英国人的发明。他认为，美国人追溯的是“达达”的精神。

所有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中，只有德库宁出席了这场展览，人们看见他“在画作前徘徊了两个小时，一言不发地离去”。几天之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进行了一场会议，他们一致决定离开詹尼斯画廊，只有德库宁留了下来。

数年以后，艺术史学家Henry Geldzahler和罗伯特·罗森布卢姆（Robert Rosenblum）指出“新现实主义者”展览是波普艺术被广泛接受的里程碑。

同年，崭露头角的安迪·沃霍尔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Ferus画廊首次展出了自己的“坎贝尔汤罐头”系列作品。作品吸引了少量藏家的关注，但画廊总监Irving Blum最终决定以1000美元的价格将所有32件作品全部买下（每件31.25美元），然后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接下来10个月内付清了款项。20多年后，Geldzahler将描述汤罐头为“波普艺术界的‘下楼梯的裸女’”，而沃霍尔已成为波普艺术的代名词。

“达达主义”教父马歇尔·杜尚在追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纽约艺术景象时谈到，“这种新达达主义，它有时候也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波普艺术，或者集合艺术，虽然在达达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却是一种简化的做法。”

1963年3月，37岁的劳申伯格在纽约迎来了自己的首次个人回顾展。在犹太博物馆，55件作品记录了艺术家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该展览开幕一两周之后，两个街区之外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同样将劳申伯格挂在墙上，同时展出的还有琼斯，以及他们的后辈、波普艺术家里奇滕思坦、沃霍尔、戴恩和罗森奎斯特，展览的名称为“六位画家与物体”（Six Painters and the Object）。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为英国波普艺术的旗手、批评家和策展人劳伦斯·阿洛韦，他认为劳申伯格可以与库尔贝、凡·高媲美，他们都从日常景象中寻得灵感。

劳申伯格和琼斯这两位艺术家和波普美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的兴趣，她坚持认为琼斯和劳申伯格“不想和波普艺术扯上什么关系，但波普艺术却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很多”。

劳申伯格欣然称自己为“波普大叔”，接受后进艺术家的敬仰。同时，更深入地寻求新的艺术形式。1963年，他再次和坎宁汉舞团合作，随其进行巡演。演出间隙，劳申伯格带着朋友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看望母亲途中，得知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当时劳申伯格的父亲刚刚去世，而肯尼迪的巨幅丝网版画肖像作品，还挂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尚未完成。

肯尼迪总统的遇刺给美国社会普遍的乐观情绪带来了打击，或许也影响了次年举行的威尼斯双年展的结局。

作为第32届威尼斯双年展美国馆策展人，阿兰·索罗门（Alan Solomon）选择了琼斯、劳申伯格，以及他们影响下的年轻艺术家，戴恩、奥登伯格、约翰·张伯伦等人。

自“二战”以后威尼斯双年展重新恢复起，巴黎画派艺术家就一直主导着双年展。另一方面，Brandeis大学教授山姆·亨特（Sam Hunter）是7位评审中唯一的美国人。然而即便如此，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仍颁发给了美国艺术家劳申伯格。

得知消息时，劳申伯格正在出席卡斯特利主持的晚宴。当晚，意大利艺术家在酒馆中为金狮奖新晋得主举办了庆祝活动，午夜时分，他被人们抬在肩上在圣马可广场游行，狂欢延续到凌晨。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劳申伯格获奖的事实让他们难以接受。此前，美国人从未获得过绘画类金奖，只有亚历山大·考尔德曾获得过雕塑类金奖，另有两位美国人分别在1895年和1958年获得过两个微不足道的小奖。《费加罗报》认为劳申伯格的获奖是一个“错误的评判”，《世界报》提醒人们双年展评委会中一个法国人也没有。Pierre Cabanne宣称美国人试图通过波普艺术“殖民欧洲”。

长期为《时代》杂志供稿的英国评论家罗伯特·休斯认为，劳申伯格的获奖引起“意大利和法国批评家的美学妒忌心”，同时，艺术家的胜利除了他的艺术天赋，还有“艺术世界早已知悉的，聚集权力、博物馆影响、推广和交易技巧”。

同年，伦敦的白教堂美术馆为劳申伯格举办了大型回顾展。当地杂志《旁观者》（The Spectator）称，劳申伯格“将超现实主义的疆域拓宽至我们潮流生活，艺术最终失去了自己的定义”，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评论家称劳申伯格为继杰克逊·波洛克之后最重要的美国艺术家。

至此，美国艺术完成了改朝换代，沃霍尔、里奇滕斯坦等新一代艺术家纷纷涌现。随着波普艺术在市场上取得不断的成功，劳申伯格也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双年展后，瑞典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博物馆以3万美元的价钱收藏了劳申伯格的《单色图表》。艺术家也利用这笔收入展开了新的艺术冒险。他开始组织自己的剧场表演，这回，他不仅担任设计布景、服装、灯光工作，还经常参与编舞和演出。另一方面，他也以艺术创作投入争取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潮流。

“60年代以后所有想冲破绘画和雕塑的束缚，并相信美术可进入全部生活的美术家都受到劳申伯格的恩惠。”英国艺评家罗伯特·休斯在《新艺术的震撼》中如是评价劳申伯格的功绩。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