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同情甚至埋怨需要语境，否则我们很难将评价一次情感表现有无价值。北大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往事与随想：永远的1977》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1977”高考历史的语境，那些琐碎且语言平平的文字展示了理解、同情或者埋怨这个特殊时间点的素材。
如果没有价值观，如果没有人生观，任何回忆都不必说出来和印出来，因为别人没有了解和倾听的理由；如果人们只是后见之明者或者只有圣人的高瞻远瞩，也不会去在意那些琐碎的唠叨和滥情的语言；一个民族或者约定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如果没有基本的历史和道德判断，那些对过去的怀念与追忆统统都可能是无病呻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使用“文明”这类词汇的原因——哪怕是滥情的感怀也可能是意义。
在《永远的1977》中，几乎没有一篇美文，有些回忆的语言甚至与作者在今天给人学术印象还颇不相称：徐友渔的文字本身带着只有具备历史语境的人才能够读得清楚的内容，行文也许与他的专业有关，所以难以带着享受的心情阅读，当他写到“77级新生一入校，就和原来的工农兵学生对立，冲突不断”时，就需要字数充分的注脚才能够让后人理解，显然，他关注的是历史问题；文字趣味截然相反的是赵伶俐的“永远的梦”，很多历史的信息来自作者对当初心情的描述，她对细节和物理面貌津津乐道，她甚至承认“我从进大学开始，就模仿着学者样看书写书。开始真有作秀的感觉，后来习惯就成了自然”，这样的女生当然是容易被视为矫揉造作的。“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张维迎开篇就为自己的经历作了定性，似乎没有恢复高考的“1977”，他的命运就不会有什么转折，可是，同时读者也会问：什么样的命运需要转折？而什么命运又转到什么命运中去了呢？类似张维迎的这类语句在《永远的1977》四处出现，这表明作者们相信“1977”使他们有福了。不过，正如序言作者陈平原提醒的，那些没有在1977年进入大学的人会有这样的正面感叹吗？《永远的1977》的作者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以人文学科为主的人，那些其他学科——例如物理、化学、经济学等等——的77级同学和78、79级的同学又会怎样看待这个“1977”呢？他们还没有说话呢！“序言”多少有些像作者们在出版之前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来不及改动也难以改动时做出的自我提醒：太多的问题不能够在一个简单的“永远”单词中给予回答。
的确，人们使用了数不清楚的文字探讨人类自身的问题，可是，探讨本身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使得我们容易问：那些伟大的哲人和科学家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抑制问题的泛滥呢？在很多高人的眼里，人类已经进入膏肓；而在生命冲动本身看来，一切都必须给予解决。事实上，我们永远都会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来来回回，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说话，全看我们所处的语境。当我们了解过去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回忆者的感伤、悲戚，看到回忆对一种价值观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真的可以站在一个理性的高度评价这一切吗？我们自信自己的理性可以不断辩明事理而使人类“进步”吗？
在阅读历史(文献)的时候，我对“判断”、“反省”甚至“结论”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想了解的是，那些曾经生活的人究竟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些他们愿意和不愿意的事情？他们是如何处理那些细节的？他们当时的心情、愿望和理性态度究竟是如何表现的？简单地说，想了解他们的“偷鸡摸狗”、“喜怒哀乐”，甚至了解他们的自以为是和乱七八糟的生活及其原因，因为，只有语境才能够导致我们正确地使用属于人类的理解和同情。《永远的1977》提供了历史的部分语境，这里说的语境不仅包括事实，也包括情感陈述与问题，如果一百年以后的人们要研究这段历史，自然会感谢作者们提供的原子事实和问题。对于一本小书，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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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