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夏天他在东第二街的一个店面里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暂时命名为“射线枪制造公司”。

时隔多年，如今的欧登伯格没有流露出太多早年激情的痕迹。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身穿毛背心和灯芯绒裤，随便哪个退休教授都是这身打扮。他仔细、系统地讲述了自己对色彩和日用消费品的兴趣的增长，还说他一生都更注重形式，而不是内容（“我总是说我做的不是汉堡包，而是雕塑”）。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思考者，甚至在他年轻时穿着破布条释放怒气或者拿巨大的食物玩乐时，亦是如此。

欧登伯格的第二件重要作品《商店》(The Store)首次登场是在1961年。那时它是街边的一个模拟店铺，里面放满了用石膏做成的别致的物品，全是他家附近店铺里常见的东西：领结、胸罩、连衣裙、收银机，甚至还有两个奶酪汉堡。到了第二年九月份，这个作品在画廊展出，除了上述那些物品，还加入了巨大、柔软的甜筒冰激凌、汉堡包和一块乳脂软糖蛋糕。香农认为这件作品与“人类身体的基本功能”密切相关，在欧登伯格创作这件艺术作品的当时当地，这种功能正在被“削弱”。也就是说，流着汗用双手制作物品的旧生产体系正在被新的、无形的服务行业所取代。

戴恩先生是欧登伯格在贾德森教堂表演偶发艺术时的搭档，他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在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县自己的农场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发现欧登伯格具有欧洲的技艺和格调（“很明显克拉斯是个北欧制图员”），他特别强调，欧登伯格的海外渊源使他能从局外人的角度理解下东区当时遇到的危险。“他在观察美国的消费文化，寻找新世界的浪漫，”戴恩说。

这与欧登伯格本人的回忆是一致的。他说自己很高兴拿到了美国国籍，因为“我发现美国最有趣、最具挑战性”。他的很多雕塑涉及他孩提时代初到美国时看到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圆滚滚的汽车、胖乎乎的吸尘器、衣夹——而不是60年代崇尚消费主义的浮华世界，而我们通常把波普艺术与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

他的女儿马瑞吉·欧登伯格(Maartje Oldenburg)认为父亲对下东区的兴趣来源于某种经济上的“异国情怀”。欧登伯格女士最近编辑了父亲的很多文件，她说这些文件不仅表明这位大家以为很狂野的艺术家是多么高度自律且有条理（他早期的日记纪录了每天的体重和饮食），而且表明，尽管他的成长环境非常高雅——他的父亲是驻芝加哥的瑞典领事，母亲爱唱歌剧——但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公平。“他在笔记中说‘我真的站在弱势群体这一边’，”她说。

我拜访了欧登伯格的弟弟理查德·欧登伯格(Richard Oldenburg)，他曾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1995年退休。他位于曼哈顿的公寓里到处是高雅的瑞典古董，兄弟俩是在这些古董的陪伴下长大的。这不免让我猜测，克拉斯刚到纽约居住时，一定觉得这里的公寓很怪异。理查德·欧登伯格说，在移民城市纽约，年轻的克拉斯“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大，他还没接触过”。

“他可能对中产阶级的世界产生了一种厌倦，”他补充说。

所以现在我们也许找到了欧登伯格艺术作品具有独特气质及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他不是从土生土长的当地人的角度观察美国流行文化的，不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那种角度，后者是在匹兹堡穷人家庭长大的。相反，欧登伯格看待美国文化的视角带着一点局外人的感觉，他从欧洲人的视角出发，看到的事物总比实际的大，原本平凡的事物也散发出更神奇的光芒。

“长期以来，我遭到了很多批评，”欧登伯格说。他回忆说《纽约时报》评论家约翰·卡纳迪(John Canaday)对他的抨击格外猛烈。“我记得我举办某场展览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欧登伯格带着几个厕所笑话归来’（实际的标题比他回忆中的还要刻薄，叫‘搞笑男带着几个厕所笑话归来’[Gag Man Returns With A Few Bathroom Jokes]）。”

欧登伯格回忆说，他当时心想，“好吧，随便你怎么说吧，咱们走着瞧。”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