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传统需潜心参透

姜建忠：接着“回家”的感觉谈，我其实没出过“远门”，所以也没有“回家”的感觉。但是“院子”附近是经常走走的，在“家门口在院子里”看看风景，至于出“远门”，我很谨慎。

我是一个崇尚经典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优秀的文化我都爱不释手，经典文化才是人类文明的象征。这不是一两下子能够玩出来的，艺术的真谛其实不完全从生活中来，而是从传统中来。整个美术史，就像放在桌上的自助餐饮，各种各样的菜都有，我只选择对我胃口的。我本能地挑各个时期经典的东西，切一段下来大嚼一番。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与西画完全是两个系统。

的确，很多人在走两条路，从林风眠就开始提倡走中西结合之路，而我呢，不着急把它们混在一起，我以为可以从两个系统进去，上午是“美国之音”，下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果他们要结合，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对中国画的关注，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来看待当代中国画的。开始现代水墨很新鲜，后来我觉得它们跟中国文化没什么关系，它完全是用了中国画的材料在画西画，它是属于西方表现主义这一类的范畴。如果不在中国文化的系统里面，你就是用宣纸作画，往往到一定年龄会越画越差，因为画家年龄高了他捕捉对象的敏感度弱了。像黄宾虹这样的画家，他既有中国文人的高度修养，又具有对客观事物理解的中国视野，这两种东西会潜移默化在他的笔墨里呈现出来，这种毛笔与宣纸的关系，造型的主客观关系凝聚在画家心中，形成了胸有成竹。从这点上说，可能他越到老笔头功夫会越成熟。今天我们怎么“回望”这段文脉，有时“反动”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度，是为了前进提供新的可能性，文艺复兴就是一种“反动”和回首。

德国汉学家汉斯提醒我们，中国的现代性应该从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找文化资源，而不是仅仅依附于西方文化。中国经济地位日渐上升，也到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体系的时候了，其实，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最大的文化发展。

中国文化绝对是出世的，而西方文化是入世的，这是不同的文化理念。那么这两者的结合点在哪儿？或者说要不要结合？我的理解，东西方文化合并是长久的事情，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佛教传到中国也是通过多少代人才进入中国人的骨髓。

李晓峰：急着和谁融合，就同急着遗弃谁是一样的。

黄阿忠：我的观点是永远不会融合。

李晓峰：主人可以接受客人的礼物，客人也可以到主人家来吃饭，然后回到自家还做自己的主人。

姜建忠：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个朋友，他觉得对家具很懂，他准备按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对明式家具重新改造，他说会把明式家具提高一个层次。结果令我失望。因为明式家具已经到极限了，轻易不能动，动一动就觉得气息都不对了。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有时候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比古人聪明，以为今天的人月球都能上去，还有什么事不能办到？结果太自以为是。其实你还没弄懂它就要改造它，这种改造是表面的。1949年到现在，在中国画上面浅层次改造的人是太多了，那样的改造者，改造一批被淘汰一批。都是些一个钉子还没敲进去就想拔出来的创新者。中国的传统博大精深，你得细细地判别，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急于去改造它。

黄阿忠：建忠讲的这点蛮重要，对中国画，就是很多人去传授，去继承，可问题是他根本没进去，什么叫传统，临摹一张范宽，或者临摹一下董源、倪云林就传统了？这是错的。

中国画也有外来文化渗透影响，刚才说到任伯年，虚谷也受影响，但是最后还是姓“中”，就是晓峰讲的例子，这是你的房子，人家来你家做客，这房子还是姓中。他可能会把里面陈设的东西改变一下，西方的东西放进去最后也会姓中的。

李晓峰：融的是部分还是全体，我们现在无从判断，19世纪伤感的浪漫主义，都在提到回家的感觉，伤感家园的失落，迷失之后重新寻找家园，所以当时有一个诗人哲学家叫诺瓦利斯，说过一句话：“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四处寻找家园。”从屈原《离骚》的被放逐，到尼采以来现代主义的自我放逐，让“回家”成为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回来一定有意味，且很深远，凯鲁亚克《在路上》的那句名言：我一直以为下一站是终点，但是发现我永远在路上。

不做“熊猫”和“春卷”

孙良：你以为画在宣纸上就中国画了吗？我跟萧海春开玩笑说你是“熊猫”，熊猫是什么呢？世界级国宝，稀有、珍贵，人类保护。你知道反义词是什么？生殖能力低，生存能力差。

李晓峰：这个“熊猫”之喻的另外一极就是老栗提的那个“春卷”之喻，“国宝”是什么？“国粹”是什么？国人爱吃的春卷搬到西方的宴席上就是一盘小菜，文化核心价值不同，只能够当你一道小菜，主菜肯定不是你。

孙良：反正就是个春卷也要上桌。但是，永远当配菜是不愿意的，况且，你那个春卷最后不是蘸着醋吃了，是蘸着汽水吃了。

李晓峰：春卷也变味了。

孙良：接下来我们要找回自己的那些美味。

李晓峰：而且是主菜。

孙良：这个话题在这个时间提出最有意思，今天我们“回看”才有意思有意义，如果20年前回看，很迂腐的。有很多话题是和时代有关的。

黄阿忠：对，20年前我们三个人也可以开个国画展，但是20年前可能就意思不大。

姜建忠：我们现在的主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在西方中心论下谈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还是个文化弱者。现代性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概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性是不是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资源？这种资源是不是可以提供和支撑起今后中国的现代性？

李晓峰：不是“春卷”，也不是“熊猫”。从图像本身来说，重要的是我关注的不是国画画种问题，而是你们这个国画与中国艺术当代性的内在关系，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又不约而同地去重拾传统水墨？

孙良：因为我们有一个向西方学习这么一个过程，但当你被他们融合的时候，你会发觉失去了些什么。就像中国画的衰亡是今天中国进入了21世纪的时候，中国画才要谈到衰弱，不是16世纪，你去谈衰亡，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别人，没必要去谈。

李晓峰：那时文化很自信，中央帝国，根本不怀疑自己，更不把别人当回事。其实当代性，应该有中国自己的提问。我们不能天天只跟着西方瞎操心，倒是把自己真不当外人，人家主人那边办丧事，我们跟着人家忙着起哄，跟着一道哭，人家说艺术好像终结了，我们也跟着哭天喊地地叫艺术终结，忙着帮人家的艺术送葬。因为在今天的语境中，西方是一个现场，但它不是全部。

姜建忠：西方当时的现代针对性就是东方的强大，才有西方的现代性的出现。乾隆以前，西方人对东方是很崇拜的。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把我们的资料翻译过去加以研究，然后针对你。为什么西方弄一招出来就把东方整得一愣一愣的，就像萨义德说的，把你们的文化像解剖尸体一样的解剖开来，每一个专题都标上符号，然后放“冰箱”里冰着，到需要的时候取出来，时时应招。

李晓峰：最终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身建立该怎样行进，这个就是最大的命题。

但也要警惕一种新迷信，国粹迷信、国宝迷信、传统迷信，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不希望你们三位的国画展作品产生一个被添油加醋的负面渲染，比如“当代艺术都回到了国画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事说清楚。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