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刚 站立的文字
通过梳理中国艺术史中书法、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彩陶纹、青铜器纹样等艺术语言特色,笔者总结出中华民族艺术的特色是“线相”的艺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相”则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精神面貌,唐尚法、宋尚意、元尚态、明尚朴、清尚趣。19世纪中叶,在抵御外辱,自强独立的历史使命下,我们曾一度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学习、追捧西方的工业技术、价值观念以及艺术技法,而忽视了东方艺术语言的精髓—线。
如今,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找回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文化的本源,找寻思想的根基,并表现属于自己的艺术。对比中西、上下求索,笔者站在东方文明的内部逻辑,呼唤“文化本位”的立场,剖析出属于自己艺术规律——“线、相”,并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艺术体现的精神是“尚立”——“立”是全面的立,政治、经济、文化、人的自尊都要立,这样才能续古开今、走向世界。
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长期的海外留学,使我常常反思自己的文化归属,而借西方文明的“他山之石”,我却愈发明确地发现了东方艺术的内在规律,这正是“线相”,“线”指的是一种精神,“相”指的是一种面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字、书法、绘画、雕塑,甚至戏曲表演中都蕴含着对线的认知。《论语》讲“绘事后素”,《韩非子》中则记载了“客有为周君画荚者”的故事,就说明了古人对线的重视。由于中国文字的象形性,以及书写工具——毛笔的出现(早在殷代就出现了毛笔),所以线的审美价值在书法中首先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人的思想、情绪都通过对书写时的用笔、结体以及章法体现出来,而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的特色——不仅是材料上毛笔、绢、纸的同源,更是内在审美精神的同源——使得线同样成为了绘画中重要的审美因素,这在谢赫(南朝)《六法论》中的“骨法用笔”,张彦远(唐)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顾、陆、张、吴诸大家用笔的总结对比中可见一斑。在人物画领域,以线为表现手段的“白描”在宋代日趋成熟,至李公麟成为了独立的画种。
“线”即是我们古人对与世界的提纯与概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着纯粹客观的线, 我们所看到的线, 其实是面与面的转折与交接, 或是由客观对象形体的面压缩而成。线并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形状, 它依赖于人的视觉而存在,是在人的视觉经验的积累中形成的视觉概念。
在我们的艺术传统中,古人以线作为造型语言和审美要素, 而不是根据视觉观察直接造型,因而它对客观对象的再现不是对真实的直接仿照而是对真实的指代与示意,这就为画家的主观意识参与客观的视觉感知留有了余地。可以说,以线为媒介,就决定了它对于对象的再现必然是带有表现性的,而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恰恰就体现在他对于线的梳理组织、表现运用上。
所以笔者认为,在我们上千年艺术史中所积累下来的精髓就是“线”,那些大艺术家们的灵魂就蕴含在这其中,而“相”就是各个时代精神的外在的表现,是大历史中宏观的“线”。所以在我们的视觉艺术中,“线”有气韵、有活力、有能量,也是有精神的,更是有生命的存在;而“相”则体现出每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个性面貌和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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