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越来越大

何多苓来新蓝顶，一半因为周春芽，一半因为他是个狂热的建筑爱好者。新蓝顶艺术区是周春芽带领几位艺术家与蓝顶公司一起开发的项目，简单说，就是圈起一片地让艺术家自己盖房子住。蓝顶公司的老总找到何多苓，说他是周春芽推荐的画家，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何多苓一看，那么大块地给他来盖房子，立刻非常兴奋地签下合同。“当时其实非常有风险了，这种地方要是在北京的话，可能我们早就被赶走了。当时体制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只是租地，然后自己投资来盖，很多人劝我不要介入，但是我一是想跟大家聚在一起，第二我也觉得有机会自己设计工作室求之不得，冒点险也完全值得。”

对于新蓝顶，周春芽的想法是“把它做成成都的标志性艺术区，相当于北京的798”，何多苓说自己没什么社会责任感和全局意识，“就为给自己盖个房子”。这么说着，何多苓挺羞惭，他觉得自己偷懒，有点捡周春芽的现成。“周春芽就能做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个人素质”。除了画家和美院教授，何多苓没有其他身份。

2013年的1月一个周一的晚上，何多苓在他工作室里打羽毛球。每周四和周一的晚上是他打球的时间。当初设计画室时，何多苓将层高与面积都留成了篮球场的，完工后发现打篮球噪音太大，就改成羽毛球。墙壁的另一边是电影放映区——投影仪的大屏幕上正放着老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何多苓的朋友和学生们熟练地在黑暗中静悄悄地倒茶、点烟、找零食吃。屏幕上的暖光照着人们的脸，在黑暗中托出温暖的面目——这一瞬间不仅是温暖的，甚至有点忧伤，好像某种理想的残片，带有乌托邦的意味，让人无来由地想起他的画《这一代》。

在何多苓的画室最深处，摆着他那幅著名的《青春》，这幅作品被美术馆暂时送回给他做修复。距离何多苓画出这幅“伤痕美术”的代表作已有28年。而在更早一些，1975年左右，何多苓刚刚认识周春芽的时候，成都还没有艺术村，甚至连酒吧都没有。那时，五七艺校的小画室天天聚集着一帮喜欢画画的年轻人。周春芽和何多苓的画架并排立着，公费上学的周春芽慷慨地把颜料分给何多苓，何多苓那会儿是个中专教师。屋子很小，来看画聊天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俩被挤得不断挪地儿，最后，他们就并肩坐在角落里，一笔一笔画着自己的画。

等到夏天，何多苓就会和学生们一起泡在游泳池里，握着啤酒杯看足球赛。他的学生叫他“何多”或“何多叔”，这几个字，女孩子用成都话念出来特别嗲。

多年过去，周春芽最喜欢的运动是麻将和高尔夫，球童称他“周总”。而上次周春芽见到何多苓，是在新蓝顶的某个美术活动上。

无论是年龄还是艺术创作，在这个阶段，周春芽和何多苓都已进入了成熟期。他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天天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虽然生活圈子仍然大幅度重叠，差异还是越来越明显。何多苓饭局多，酒局多，他喜欢和自己的学生们混在一起，而滴酒不沾的周春芽社会活动多，他有更多的正经事去干。

蓝顶的艺术家们不太有串门的习惯，周春芽与何多苓更多是在回家的路上相遇。“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觉得什么都定型了，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跟人探讨的——可能周春芽跟别人的交流多得多。”何多苓说，他们上一次深谈“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编辑：徐瀹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