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文化是金字塔结构的顶端构成，它的意义在于体现“大写他者”的主体性，然而，文化领域“同一性”建构的当代性，当文化名正言顺的成为“主奴契约”的一部分。“智识成为劳动”就成为了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当代现象。
当今中国的文艺，知识话语与“当代性”的落差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文艺的“当代性”应落脚在哪里？
如果“当代性”是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市场的无限策划，其相应的“文化适应”就是否暗含着一种从征服物（现代性）到征服人（当代性）的过程呢？如果说现代性是把“馅饼做大”的无限发展，那么，当代性“征服人的心灵”就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指向。人文思想从科学化到市场化，这样的“当代性”是整个社会虚拟化的动力，也是那些关注社会现实的“叙事”被驱逐出场的原因。
当程序正义，契约正义让“文化产业化”在中国一锤定音，当传统价值和集体记忆被打成碎片，由“文化产业”建构的超现实梦呓，会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教益呢？
一直以来，文化是金字塔结构的顶端构成，它的意义在于体现“大写他者”的主体性，然而，文化领域“同一性”建构的当代性，当文化名正言顺的成为“主奴契约”的一部分。“智识成为劳动”就成为了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当代现象。
“文化产业化”在中国的尘埃落定，其中的“历史性奥秘”就在于它直接地奠定了“智识劳动化”的社会普遍性建构。如果说，劳动成为商品，人的被“物化”过程体现了现代性；那么，劳动跨越到文化层面，“智识成为大众”则是当代性的特征。
根据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层次，财富的生产将与社会的智识发生关联。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扩展的高智识人群加速了这种关联的实现，这个趋势被称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一般智力”概念意味着“劳动阶级”成为了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就如毛泽东试图将新中国的政治主体从产业工人扩展到其它劳动人口。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是源于资本消除地域界限的全球化“欲望”，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形式，和无产阶级的普遍化，由生产和创造性群体复合的当代“大众”共同构成了劳动者的主体。
当文化的“情感”（affective labor），或“智识”一样被纳入了劳动的范畴，艺术家和“装修工”成为一体，这样的“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模糊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传统意义上的界限，这也意味着劳动进一步的抽象化和社会化。情感和智力“劳动”首先产生的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的人类学意义是替代了“物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美学上的意义则是“论证了创造力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过程”。
文艺作为劳动力商品在社会中的流通，“美”就不一定存在于“劳动”的对象中，但一定会展现在“活的劳动”过程中。文艺正是在与大众的“共鸣”中获得了美，这种美在于文艺作为大众参与建构了社会的现实与理想，这样的美就不再是“想象中的行动”，而是变成了“行动中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就是大众。
“文艺成为大众”是当代立场。文艺的“大众”身份，不是文化的“醒悟”，也不是文化对“大众”的迎合，而是基于“智识成为大众”的历史性出世。
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文艺》也就是让“文艺成为大众”。毛泽东是在文艺中看到了大众，倡导的是文艺对“大众苦难”的觉悟，让文艺直面大众“两手空空，在黑暗中行走的社会现实”，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人间苦人多”的大众悲喜。“延安文艺”的价值是在于它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它所表达的是“当下”、“大众”和“底层”。“底层”的大众成为文艺主体，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中绝无仅有，它既不同于传统文化，也独立于西方的任何文艺思潮。这也就是“延安文艺”所具有的“当代性”特征，它超前的“前卫”意识，和它的“非历史”生命力。
《延安文艺》在世界文艺史上的地位，是基于一个实现了的社会现实，这与单纯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质的不同。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Seghers）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译本写的长篇序言中就指出，在欧洲文艺为这个主义，那个理论的长期争论中，没有出现任何的结果，倒不如都来学学毛泽东，他不是从定义，而是从实际出发，提出了文艺为谁服务（为大众）和如何服务（普及和提高）。这两个基本问题，这也正是文艺发展应循的原则。
“智识成为大众” 是智识的悟道，但知识的“悟道”不是目的，也不是文艺的全部。它只是起点。文艺比它在第一时间“再现”的远为复杂，文化作为大众的表达、启智、普及、和觉解；代表的是一种能描述现实，愿望，结构化，和抽象思想的驱动力。“艺术就是大众”就不再是“政治美学的涂涂改改”，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从这纷杂的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的观点。艺术从“大众”中感觉到自己，意识到了自身的位置，从而进一步的认识了世界。这样的文艺就不仅仅是文艺，而是艺术对当下社会真实的表达、反思或干预。它为当代文化寻求判断原则，它要确立的，既不是形式的，语言的，也不是观念的文化，而是作为价值判断的、真实的当代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艺作为一种当代大众的集体认知途径，是在为“大众”共同目标的形成创建基础。
“大众”若以“弱势”自居，以在既定的秩序中诉求“平等待我”无疑是缘木求鱼。延安文艺在事实上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政治”。“延安文艺”的“运动形式”是文艺史中的独特现象，它的行动性与实践性，社会性与现实性，类似于卢卡奇所说的“整体性”艺术。因为大众跟随的不是“文化”所给予的形式、语言、或观念，他们遵循的是自己的运动方式，大众的叙事是一种自发性的存在，它自会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
“文艺是什么”？当代文艺只有解放了“文艺作为大众”的思想，长久以来对于文化的“误解”，那些只是基于主体意识的，精英的，市场主义的感受而产生的误解才会烟消云散。
相对于社会的虚拟性，“大众”是一个实在的领域；相对于“上层”的封闭性，“大众”是开放的层面。一个多样的、流动的、从事物质，和知识生产的当代大众，是穷人、边缘人、有情感的人、也是智识的人。“大众”是可塑性的主体，这种自我塑造就是文化。虽然，一直以来，“文化”总是被形式语言所掌控，或是被市场利益所侵蚀，这并不意味着大众作为主体形象的“塑造”过程永远的被废除。诚如拉宾诺（Rabinow）所说：在文化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异性”，导致了我们在文化上无所对策的窘境，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正确。背景现实，与“陈旧性”遭到遮掩，这才是文化的真正脉络。
大众作为主体是可塑的，他们所需要的就只是表达他们“本来的”自身。随着知识成为大众，当一个装修工拥有了艺术的技能，大众的自身表达就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文艺的当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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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伟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