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导演Pedro Costa的作品《Colossal Youth》，拍的是里斯本城中村的非洲移民石匠Ventura。导演用小DV拍他刚进自己的新居，看上去既像纪录片，又像故事片。在他的镜头下，城中村的贫民窟成了一个微型剧场，民工突然就像古典悲剧人物那样庄严起来，说的是自己的苦难生活，但好像是在背诵伟大的悲剧台词。他这时看上去就不大像纪录片里的人物。所以纪录片或者电影重要的不是记录固定的所谓现实，而是要去激发被记录者的能力，让他从自己的生活现实框架中脱离出来。关于纪录片的政治，我反对所有那些大谈政治的人，似乎一谈政治，就是批判啊，就是反对全球化什么的。我认为真正的政治，就是参与拍摄的人开始不再是原来那个固定身份固定框架中的人了，他开始创造他自己了，这是真正政治的开始。

占领华尔街，本身也是一种智性活动

记者：你曾经钻研工人文化，但在公开课中你很少提到大众文化。事实上，在工人和大众文化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文化研究者总会提到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工人自己其实就很喜欢这些大众文化，比如好莱坞的电影之类。

朗西埃：确实这样。当年在法国也发生

过类似的事情。那些工人写诗，知识分子很高兴，把这称为工人阶级的诗歌。知识分子让工人继续写工人主题的工人诗歌，但工人其实不喜欢所谓工人的诗歌，那种粗糙的诗歌，他们要写精致的诗。但知识分子告诉他们，那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这种工人该写什么诗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关于工人的形而上观念，这是不对的。

所以工人或大众想看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谁都不要去干涉。不要筛选，什么都放在大家面前。政府去查禁是不对的，但所谓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口味指指点点，也是不对的。所以，大众喜欢看的东西，就让他们看。虽然电视剧是一整套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但你怎么知道观众看到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去预设的。比如革命剧里的反动派，观众可能觉得他很可爱，还喜欢上这个反对派了。

齐泽克、巴丢总喜欢说，民众所谓的民主和文化，其实只是一种消费。好像工人和民众都是傻瓜一样。如果民众都是傻瓜，谁来搞革命呢，巴丢自己一个人来革命吗？

记者： 巴丢曾经公开反对你的观点，说占领华尔街之类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占领后如能再生产新的社会管理形式才有意义。对此，你如何回应？

朗西埃：巴丢就跟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一样，以为天上有了各种观念，人才去实现。他说的政治都是观念化的民主政治。其实政治的主体是在运动变化中产生，不是哪个哲学家预先计划规定好了，然后民众再去施行。

通常，街道只是走路通过的，但如果你在街道上停下来，还日日夜夜地待在那里，那这种原本的日常空间就被改变了其使用方式，也就改变了空间本身的性质。从原来只是流通的空间，变成主体在其中登场呈现自己的空间。这就是意义所在。当年有人批评巴黎公社，说巴黎公社没有政治计划和政治纲领，所以也没啥意义，但马克思说，巴黎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

我们通常总是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智力活动和行动实践之间划出界限，其实具体的行动本身，比如占领华尔街，本身也是一种智性活动。人到了街上，在那里生活，人自己的主体就发生变化。原来无名的人，没有政治权力的人，没有份的人，就开始要起他的那一份来了。这就是政治啊。

西方现代政治，

正在变成一种寡头政治

记者：对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政治现状，你怎么看？

朗西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到大约五十年前，当时是冷战，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集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对抗，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通常都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胜出。这是一种以选举、议会制度和自由市场以及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为基本配置的政治形态，它取得了全球性的胜利。这时，甚至有福山这样的人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样的说法。但合理美好的政治制度就这样实现了吗？

在2005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要求通过一项欧盟的协议，这协议规定参加国得打开市场，在欧盟各国之间实现自由的市场流通。是否要加入协议的决定被放到了全民公决之中，结果协议被否决。但没过多久，一份稍稍改动了一下的协议又回来了。这次，法国总统觉得这个事情太严肃了，不能让全国的民众过于随意地来掺和，所以就没有全民公决，通过政府内部的途径就通过了加入协议的决定。

民众参与的西方现代政治，也正在变成一种寡头政治。政府就像是一个公司，由一个领导，带着一批专家来治理。民众参与政治，被缩减成了投票选举，但真正的政治过程，他们都没有权力参与。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民众自发参与政治的行动，也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出路、没有意义的。比如占领华尔街、比如英国伦敦的骚乱，比如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这些都不再是被评价为正面的，争取权力的人民运动，而是你上街，表面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其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体现。你们上街打砸抢，不就是看到电视上的那些好东西自己没有，所以就去抢吗？于是，上街就被看作了资本主义消费者欲望本身的体现。人民争取权力的维度，似乎消失了。

记者：你原先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也曾经与他一起合著了《读<资本论>》这样的理论著作，后来突然不写理论了，去档案馆读工人的各种档案读了十年，写出了《劳动者之夜》，在里面不是搞理论，而是大讲工人的故事了。而此后，你又开始写理论模样的东西。这其中的转变有何逻辑，能跟大家讲讲吗？

朗西埃：其实没什么转变。把写作分成哲学、理论、评论、小说、故事，这样的分类本身也是一种等级制。

现在很多所谓的哲学，其实都只是修辞，用各种抽象的名词来包装一些抽象的概念，这样说出来，好像就是哲学了。但其中是否真的有思想呢？

为什么讲故事就不是理论呢？所以在看了那么多工人的档案资料之后，我就觉得讲工人的故事，也是一种理论嘛。写理论，就是要把理论、虚构、故事，什么都写到一起去，打破所有界限，把你自己原来想搞的理论搞得不像理论了，这才是真正的搞理论。做理论，就是要打破里面约定俗成的可感、可说，比如对修辞过度的依赖，要不那么像理论才好。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1940年－）

生于阿尔及尔，法国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荣誉教授。

前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早年即与阿尔都塞合著《读资本论》（1965年）。1980年代先后以“哲学教育”、“历史性”及“诗学提问”的研究著称，1990年代初开始整理其自身的理论系统，专注于美学－政治的研究上，提出“歧论”。

随后在德里达创立的国际哲学研讨会上主持美学讲座，主讲“艺术表现的美学制域”，提出“感性分享”的概念，引发美学界讨论；他的论述主要涉及文学、电影与政治等哲学思考，论及概念思考、书写形式与艺术表现如何在十八、十九世纪之后产生深刻的连结，并在今天展现出我们所看到的多样互动。

在离开学院之后，除了整理先前的美学讲座内容之外，更接续感性分享的论述，对于当代民主提出批判（《民主之恨》（2005年），《影像的宿命》（2003年）与《获解放的观众》（2008年）则提擘挈领地论述了摄影、电影与当代艺术影像的美学－政治，在欧美被誉为当代美学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革命禅宗派”朗西埃

问朗西埃欧洲经济危机的问题，朗西埃表示不存在所谓危机。当提到右翼的撒切尔夫人当年力阻加入欧元区，从而使得英国避免了当下的欧元危机，一定程度有利于工人阶级时，朗西埃说，英国和欧洲大陆没啥区别。朗西埃真乃革命中的禅宗派，破戒破执，横扫一切。

除了坚持资本主义就是万恶之源外，朗西埃抹除所有的分辨和界限。其中最关键的抹除，是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的抹除，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左派和左派激情的秘密所在。打破私有权，打破政治和司法上的形式程序，人民的正义和善几乎就是从天而降的神灵，不需要任何有形的边界。从人民的精神内部，政治就搞定了，升华了，完满了。

但这种人民在现实中究竟是种怎样的存在，这实在又是一种不可明说的玄奥之名。朗西埃称之为无名的人。这一提法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新鲜之处，早在1960年代，马尔库塞就提出了被压抑的、边缘的、不可名状的人将是当代革命的生力军，是体现人民精神的人民的说法。朗西埃在《劳动者之夜》中提出，劳动者的解放不是简单的阶级翻身，而是一种从经济情景中的脱离，比如工人在傍晚的发呆闲逛和梦游，都是一种瞬间的脱离和解放。这一说法，也没有任何新鲜之处，早在“二战”时期，巴塔耶就提出了醉酒纵欲对于人之为人，人成为人自己主人的必要性。布洛赫在1950年代，大谈白日梦，将蓝图性制度性的乌托邦政治计划都扫地出门，抛出具体的乌托邦，在白日梦间出离固死的现实框架，进入一种尚未到来的可能性的存在之中。

拆开了看，朗西埃并没有任何原创之处。但整个合起来，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大破不立的激进立场，这就是朗西埃的独特之处。但破除了所有私人法权，政治程序之后的人民正义，其实也不是任何可见可触的个人所能体现和实现的，因为只要有人存在，所谓的公有化就是组织，就存在管理和被管理，若要人人和谐共通共融，那只有在一种私人情感之中，那就是爱与艺术。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