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在南洋生活，但是中国文化对你的影响、熏陶是深远的？

陈瑞献：中国文化是我的根本。我是华人，我从小就受华文教育。中国的朋友说：陈瑞献在读汉赋与莎士比亚的时候我们正没有书读，那个时候“文革”是整个断层，我们这里没有断。现在的情形刚好相反，是你们接了回去，我们这里却断了。特别是像我这一代，我中学的时候除了读白话文篇章也读古文，我至今仍用文言文写作，这是我的根。我们这里的政治处境与气候是很不一样的，我更觉得爱华文是一项责任，这样一块宝不能丢了。我大学专攻英国文学，能用英文写作，我在法国大使馆用英法华文工作，我从小就讲马来话，但是中文不能丢掉。中文是我的母文，我很少用外文写作，坚持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选择。中国是我的文化祖国，这跟政治上的国籍与认同没有冲突。

记者：从作品上可以看出来，法国文化对你的艺术影响也很大。

陈瑞献：我刚说过，中国文化是我的根本。我创作用的主要工具、我用的语言、我用的笔墨，都在中国文化这一个很大的宝藏里。其次，法国是我创作潜能成长的摇篮，一棵树的根本没有这块肥沃土地的培养，不可能开花结果。当年的法国大使馆简直是一栋山庄别墅学堂，环境太好了。我在那里上班，等于是在法国留学、工作、学习、创造，我跟他们一起生活了24年。巴黎一年请我去开展览，一年请我去出席活动，一年请我专门去吃饭，一吃两个星期，巴黎时不时向我召手，巴黎的别号就是艺术，而艺术，用毕加索的话说，“艺术从灵魂洗去日常生活的尘埃。”法国除了给我一份安稳的职业以外，还是孕育我艺术成长的温床。中法两国的文化累积就是我综合吸收的养料。除此以外，世界各国像古波斯、古埃及、古印度文化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尤其深爱印度文化，佛学来自印度，它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圆融透彻的哲学系统。

多元文化在新加坡的和谐

记者：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而且相对比较和谐，没有太多的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呢？

陈瑞献：没有冲突，不必讳言，这真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常常活在福中不知福，新加坡人真的要很珍惜。环顾世界，杀到血流成河。人类只有到了让血永远在血管里流的那一天才能说他们已经文明。我们这里没有为种族宗教流血，我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大家各做各的，同时可以交流。以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我出席的不同种族的文化与世俗活动，我常是唯一的华人，交流的程度并没到达理想的水平，但如你所说的相对的和谐已经出现。新加坡人民对这种和谐作出的贡献太了不起了。首先是政府像一只锐利的鹰眼，牢盯着这个范畴，对各个种族与宗教都采取公平的政策，因此，煽动家出不来，这最关键。人很渺小，无知，你身心最基本的组织单元细胞是怎么生活的？你的十二指肠在什么地方？大户银行那些骗人的细小条文你看懂了吗？我们所知极为有限，我们都挣扎着学习做人。宗教是一种信仰，信就信，不信就拉倒，不必动不动就拿别人这个神那个鬼来画漫画写什么杂文。这里的法律很严格，新加坡是个法治的地方，种族与宗教不能谈，一谈到就会涉及煽动，马上就可能犯法。这是一块福地，谁要去把这艘船摇沉没呢？有这样一个共识，加上各个种族都有致力于和谐的团体，也尽了很大的力。各方面的努力才使到新加坡能够实现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和谐，这是世上少有的了不起的景观。

记者：这里的治安也很让人羡慕。

陈瑞献：人一走出家门，不论到哪里去，总是担心治安。2002年，我在韩国日本世杯赛国际书法展获金奖的狂草作品《玄风》，新加坡藏家以高价从韩国藏家手中买回国。韩国主办单位的总干事孙博士以取道西班牙马德里到巴黎公干之便，在新加坡停留收取书款。因为他坚持要美元现钞，新方只好照办。哪知他在马德里一出闸门，没走几步就发现他藏在大衣内衬口袋内的那笔巨款已不翼而飞。孙博士差点从他下榻的巴黎公寓跳下去。

相比之下，新加坡社会治安真的太好了。我那个地区是红灯区，到晚上是个无法无天的地区，但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就连在那里混的流氓也似乎是软脚的。我整晚在画室工作不用提心吊胆，好像人家说夏威夷就是自然没有蛇没有毒虫一样。

记者：但是欧美媒体往往会说，新加坡的自由精神不够。

陈瑞献：在欧美记者的报道中，新加坡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治国的是一个独裁的政权。西方的记者对新加坡没有什么好的评价，特别是人权组织。这方面我很清楚，因为我干新闻工作24年，我常接触外国通讯员。西方记者说我们没有民主，什么又叫民主呢？我们每五年就举行议会选举，国会里头没人打架叫骂，只有一家报业集团，几张报纸都没刊登谩骂文章，很照顾大局，大家似乎有一种自我检查的意识。报纸不能像美国那样可以拿总统大画漫画，我们的漫画家只嘲讽别国政客，不敢嘲讽自家政客，自动不画，即使画了也多半登不了。这些都是人家的话柄。

但问题是什么叫做自由？自由只有心灵才能体现，自由是一种心感状态，自由不可能用物质、文字或者条例来体现。所以，我写了一篇寓言《星行》，那个管监牢的人对一个囚犯说：“给你一对翅膀，你飞得了吗？”—他在讽刺那个坐牢的囚犯，那囚犯回答：“我刚从一个星球回来。”你关得了我的身躯，我的精神你关不了，这才是自由。如果以西方的自由精神，很客观地来检验他们的制度如司法制度，你说它就完美了？绝对离完美差得一大截。天下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但西方就是以他们的眼光，以他们为中心的角度来看我们该处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以他们的角度，特别是在一肚子酸水的情况之下，就把新加坡说成一个很独裁的国家。新加坡独裁吗？我不觉得。当然从某一种民主的形式来看，新加坡绝对不完美，但是如果两者要我选，另一个地方可以拿枪到处乱射，我选新加坡。

记者：这也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意义所在？

陈瑞献：对。萨义德就指出，这完全是西方人站在西方来看我们，才产生东方主义。你们西方人要我们东方人变成你们眼中的一种东方人，实际上跟东方人的现实差了一大截。

艺术家是孤独的，但不寂寞

记者：我们回顾历史，欧洲中世纪对文学艺术压抑，使那个时代文艺上有很多空白。你作为艺术家，有没有感觉到政治对心灵自由的影响？

陈瑞献：我个人完全没有感觉。从大环境说，新加坡的艺术家还没能耐构成对政权的威胁力量，政府的文化部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次要的部门，它除了较注意媒体的活动外，对艺术所可能产生的政治颠覆性，也只较注意个别的行为艺术范畴，和近年较蓬勃的英语话剧团偶尔对时政、或领导人所发出的无关痛痒、甚至还可能有“民主橱窗”作用的冷嘲热讽，此外就可高枕无忧了。也就无须施行什么了不得的“压抑”，如果剧本的审核也算是“压抑”的话。就个人来说，这牵涉到你到底选择做哪样的艺术家，艺术有很多种功能，也因此可以造就不同类别的艺术家。它可以是一个宣传或政治的工具，或者是教诲或抒情的工具，或者是像我的选择—变成一个更大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注脚，我挑的是这个。

我的艺术是佛学的一个很小的注脚，我要让人家通过我的艺术表现来了解佛学可以使到一个人心灵自由。这是我选择的艺术道路，那么根本没有问题，政治当路者根本不知道我的心到哪儿去了？所以政治对我而言完全没有问题。他们看懂看不懂我的艺术，是他们的事，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也不需要去靠政治求存。当然，作为一国公民，我对时政也有意见，譬如说我的母校南洋大学，我当然有意见，这是我的权利和责任。但作为一个心灵追索者，我一坐下来，就到天外去了，那新加坡在哪里？民主政体，共产主义都在哪里？相反地，如果我选择做个干预时政的漫画家，专画那类使整个北欧天下大乱的漫画，那么，我可能得面对“压抑”了。至于用纯美术批评时政，像毕加索画西班牙内战的《格尼卡》，结果是使毕加索变成一个国际大明星，对西班牙内战没有半点作用，这反而就是纯美术的悲哀。

记者：新加坡这个地方很小，你这样做艺术，有时候会感到寂寞吗？

陈瑞献：寂寞跟地方的大小没有关系。如果你的寂寞是指孤独，那么，亨利·米勒说：“艺术家是孤独的，如果你是艺术家的话。艺术家需要孤独。”如果你是指心灵空虚，心情落寞，那么，贾可梅提说：“我从没想到什么是寂寞，以前在工作时是这样，现在也不会想。但是很多人在谈寂寞，那一定有原因。”一个人为什么会寂寞？主要是因为人生没有目标心灵没有寄托，跟独处或群居没关系。竹旺仁波切洞穴禅修40年，只吃花朵度日，你说他寂寞吗？在绝壁上的洞穴禅修者，一旦隆冬的雪封住了洞口，那只有等到明年，春花才可能带来第一只飞鸟，在这其间单只寂寞的一念就会使人魂归天国。

其次，创作的时候若有障碍，那不单寂寞，而且会很烦恼。如果这两个因素都没有的话，那就不可能会寂寞了。你看我的作息，起床后吃斋，完了三个小时练功，练功完了以后和朋友吃个饭，就到画室来。我到画室来不一定画画，有很多事情做。跟一条小小的昆虫说说话，跟一只壁虎说说话，然后，看看窗外一些的奇怪的存在。我那天开车经过飞机场路，我看到树上出现一个很大的光投影，这个投影好像激光灯照的，发光啊，看完这个景象，我的车突然间到了另外一个地点，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尝试去了解这种情况：为什么画那个人像，夜里那个人会走出来？我在这间画室，过了十点半所有的画家都会离去，留下我一个人跟安静在一起，安静和孤独会起很好的化学作用，安静是通向隔开的现实围墙上的入口。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