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的距离
                      ——赵晓东笔下的农民形象
                                          王 林

中国“三农”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引起了不少画家对农民题材的关注，赵晓东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他笔下的农民不是田间地头的劳动者，而是城里打工经商的边缘人。这些人就生活在画家身边，他和他们的接触是近距离的。他随时在观察他们，也随时在想像他们。

赵晓东对农民工生活的观察与想像，其思维角度是平视的。表现其劳作的辛苦，但并不强调苦难与悲情；描绘其底层的生存状态，但并不着力去凸现弱势群体的需求和期待。画家无意于抬高对象的空洞颂扬，也没有俯瞰他者的廉价同情。和上一代人充满拯救愿望的理想主义不同，赵晓东只想描绘他们，描绘他们的生活表情、劳动姿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工具、器物、商品等等。他想保持一种纪实性和平等心态，在绘画想像中走近他们，为这些身处边缘与底层的平凡人群和普通劳动者造像，把更多的用心放在形象特点和塑造方式上。

赵晓东所画的农民工，已经脱离自耕农式的乡村环境和自然状态，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时期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城市贫民，其时代特点自不待言。因为取材身边之故，他塑造的农民形象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点——四川人的身材、长相和劲健坚韧、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东西对赵晓东而言，是耳濡目染，烂熟于心的。他之所以能够对他们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显然源自对象特征的内心体会与形象记忆。就这点来说，赵晓东有别于同龄的许多画家，他拒绝那种简化的时髦图式，追求深度的绘画表达，希望在技艺性的绘画语言中不断深化，去形成自己独具特点的创造性。

赵晓东对油画的理解是从材料开始的。其作品肌理强劲，笔触有力，人物塑造体块感极强，其间颜料的厚度与性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质感与手感的相互融合，不仅有视觉直观的挑衅性，而且有视觉心理的冲击力，让人不得不停留于画面本身，停留于颜料构造的形式关系，停留于审美感动与审美想像里，领受心物之间互相摩擦、磨合所带来的兴奋与激动，而不仅仅是关于人物形象的认识。这种对于感觉与材料相互关系的把握，是油画手绘技艺之魅力所在，画家不可不察也。

颜料到颜色的涂抹，成形于笔触，赵晓东对此熟练而自如。在表现下层劳动者粗犷、粗鲁甚至不无粗俗的形象时，厚重、强烈与放纵的笔触，则显得坚实而饱满，其对比不乏运笔抒写的自由，其动态保持着形体完整的要求。加上冷暖色的并置与调配，色相的差异与色度的饱和，赵晓东笔下的画面有丰富而不单薄、复杂而不紊乱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生动鲜活、酣畅淋漓之感。

为了改变写实绘画局限于客观对象的审美惯性，赵晓东对画面背景有意识作了特殊处理，或者取单色平涂，或者采用虚化空间，尽量不作场景描绘。这种虚实对比，不仅使画面因其背景单纯显得爽快而不壅塞，并且使前景人物由于背景抽离而具有造像感和想像性，同时，使画家对形象与道具的精心刻画，能够更加鲜明地凸现出来。在赵晓东的作品中，观赏的注意力常常会迅速投向人物肌肉、衣衫皱折和拖泥带水的灰桶、小车等细节处理，这些东西的绘画性表达的确耐人寻味。

由于当代绘画开放性造成的观念化，技艺已不再是判断绘画价值的唯一根据，但在技艺性的绘画之中，恰当的技术处理和绘制方式却是观念化实现的前提，实质上也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绘画性。观念化与绘画性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同创共生的。它们共同体现为手绘的悟性，一种形式因素营造的画面氛围。在这方面赵晓东是很有天赋的。他对于农民题材绘画的理解有自其独到之处。说到底，画家对于农民及其生活的表现不可能真正达到主客合一，艺术家和对象的关系始终是一种想像性的关系。也只有在想像之中农民作为绘画对象的主体性才能得以重建，这对于农民题材绘画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农民、农民工往往被人忽视甚至是贱视，他们承担最低价最繁重的劳动，带来城市人的富裕和城市的繁荣，却过着最苦最累最无保障也最无希望的生活，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艺术家的尊重。赵晓东在为农民造像的时候，象是在打造一座座纪念雕塑，这种想像中的客观性使笔下的农民具有了自在的主体身份，不再是艺术家表达主观意图的代码。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晓东对人文热情的某种克制、对表现性的某种克制是必要的，因为精神意向必须实现为语言表达和绘制方式，才能成为绘画的精神和绘画的意向。

当然，我们还应在这样的精神意向中追寻问题意识的存在，这方面的不断深化还有待于创作的推进。好在赵晓东已有可喜的成就和确定的方向，他是不会辜负师友希望和画界期待的。

                                         2006年12月3日
                                         四川美院桃花山下

【编辑：贾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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