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展览是在2007年4月，当时是作品已经完成了，我必须想一个主题来牵出作品。开始想的是“物欲”，后来觉得太简单了，后来想到了“物语”。在日本“物语”的意思是故事。我觉得这个词好，它包括了对物体的兴趣，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讲述物体的故事，大众都能了解。还有就是“物语”比“物欲”更冷静，更意味深长。再一个，我和徐光福那种比较直觉式的创作方式相反，他的每一个作品中都能看到他自己。

　　李：是理性？

　　焦：不完全是理性。我觉得艺术家的理性不完全是逻辑推理上的理性，这是一种感觉中的理性，我可以理解为一种距离感，我不希望和我要表达的对象和感觉有贴身肉搏的关系，我更加倾向于在我和物体之间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尽量使我的情绪、判断、挣扎都隐藏在作品的后面，这种状态也许是一种态度。自己是很难剖析自己的状态的，正如医生很难自己给自己做手术。电影《怒海争锋》里面有个情节：船上唯一的医生受伤了，他不得不自己对着镜子给自己动手术。这一段看起来真是惊心动魄，因为自己简直没法对自己下手。就像我自己剖析自己，某些方面注定是无法进行的，艺术家为什么总是本能地拒绝阐释自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的某些东西只能被感觉，很难被描述。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有这种警惕：不能像也不可能像批评家一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抽丝剥茧似的分析。很多东西一旦形成了想法之后就把自己给排斥掉了。

　　李：我刚来美院的时候就觉得你的雕塑很好，四川美院的雕塑风格很明确，像叶毓山传下来的大块面雕塑，后来变成很多纪念碑式的城雕风格。但你的作品就很写实，象你的自塑像那件，我觉得在美院是很难见到的。当时我觉得你是可能是美院写实功力最强的人。后来经过很多转变，你发展到现在的《物语》系列，包括以包装箱等的消费产品作为符号衍生，给人的误导就不是做写实的。比如04年的全国十届美展，你送展的是一个纸盒箱雕塑。当时的评委叶毓山、曹春生他们就看不懂你的作品，认为这不是一件雕塑作品。现在我们来说你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焦：这很正常。只是我后来觉得不应该送这件作品去参加全国美展。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这样的挑衅，既然要参加全国美展，目的很明确是为提职称，一个体系中的事就应该按照这个体系中的规则去玩，但我也许是想侥幸突破这个体系，结果是不可能的，其实体制比我们想象得要严密很多。

　　李：其实你的包装箱一样做得很写实，只是这种写实手法没去表现人物，而去表现一种没生命的包装箱去了，他们（老一代评委）就认不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物语》系列的作品涉及到消费文化，你选择了一种商品的包装物，但你为什么会选择商品的包装外壳，而没选择它里面的产品，其实里面的东西也可以很写实地做呀？

　　焦：我觉得包装壳和里面的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对雕塑家来讲，身体的介入更重要，这包括持续不断的劳作，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劳作可以加深雕塑家对一个概念理解的深度和强度。这不像概念艺术家，自己有想法，分步骤交给助手来完成。身体力行类似于一种修行似的理解进入过程，这对雕塑工作者具有特别的意义。

　　我对包装感兴趣，最早出于对人体雕塑的厌倦。从附中开始到大学、研究生，一直在研究人体。我在人体里产生不了让自己兴奋的东西。我后来做了一个像车祸现场的装置作品，这个作品给我最大的快乐不是人，而是完成那些小道具的过程。当时的道具包括：小型牛奶盒、一个搭了条毯子的小人，小板凳和塑料袋。这些小道具让我有点触动，我当时觉得完成人体是一个苦差，而做这些小道具是很好玩的体验。

　　随后我做了重庆杨家坪的一组城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这个城雕的原型就是《车祸》那件作品上面的小道具中的塑料袋。但是城雕给了我一个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放大到没有想到的尺度。假如没有这个契机，我最多就是把作品做到三米高，我觉得在5年前，完成一件三米高的个人创作绝对是体力和财力的极限，但是这次机会让我把作品放大到六米。这个体验很不一样，原本是把玩的小尺寸，突然以体量的方式干预人的生活，纪念性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从小尺度到大尺度的身体力行的制作过程，对物体的兴趣和注意力就集中了，后来我又把牛奶盒放到了3米多高。

　　李：你对尺度是很敏感的，你去看了03年威尼斯双年展，回来时你和我聊起RONMURK的雕塑作品《我死去的父亲》。你说假如雕塑是正常的尺度，我们不会觉得那么震撼，但是忽然把完全写真的一个人变成一米的尺度，我们完全混乱了，我们完全不知是“真”是“假”，那么缩小的人体上，你会看到指甲中的泥、毛发，给人是很真实的幻觉感。

　　焦：介于真实和幻觉之间，很强烈。

　　李：所以现在你做的包装箱尺度不是按照真的尺度，都比较大。

　　焦：有这个原因。我以前有种焦虑，那件送到全国美展的作品，有一米七高，是真实的尺度，和人没有距离。太像一个真实中的事物。这给了我一个刺激：我怎样才能把物体从真实中拉出来，既日常、又异常、还超常。最简单的就是尺度，后来我就做了两米四高的作品，这个作品在季节展览过。在成都双年展的时候，我做了个三米二的，那时我改变尺度的原因就是想强调这是一件作品而不是生活的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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