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能在西方同时看到日落吗　　

　　标题中的“我们”指的是谁？指以汉语为母语进行日常语言交流的人们，因此区别于we和nous(法语的“我们”)。在大量西方的 “we”被翻译成“我们”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用“we”说“我们”的今天，“我们”和we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在语言上，“我们”和we无疑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但在现实中就没这么简单，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去美国之前，国内学界就开始大谈解构与后结构主义，回国后则看到听到不少关于结构主义的文本中心论过时的说法。也许在we和nous的世界中是这样的，但并不等于在“我们”这里也过时了。太阳在美国和欧洲落下的时候，在中国却冉冉升起，在中国落下的时候，则在美国和欧洲冉冉升起。

　　标题中的“跨越”是典型的中国思维，美国有句俗话：Without here, we can not get there.(不经过这里，我们不能到达那里)，因此美国人不断地引导世界。中国有个笑话，一个聪明人吃了第三个烧饼后饱了，于是后悔自己为什么不直接吃第三个。由此可以衍生出为什么不跨越生儿子直接生孙子？盖房子为什么不能跨越盖第一层直接盖第二层？一步登天的美梦只能产生风筝这种玩具、嫦娥奔月的故事和大跃进、文革式的全民闹剧，只有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才能产生“神五”、“神六”、“神七”并最后实现“嫦娥(奔月)计划”。

　　二、从本质论到关系论：结构主义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标题中的“结构主义”是本文的议论中心。首先看看它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意义极其对中国的“引进”价值。在笛卡儿的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之前的西方哲学讨论都是事物的本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本体论(ontology)。本质论对人类认识的贡献是区分现象与本质，确定认识对象是物质世界，认识的目的从复杂混乱的现象中的归纳出事物的共性(本质)。高名潞提出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就是从纷繁的现代艺术现象中归纳提取出他们的共项(本质)“现代性”，他提出的“中国性”则是要中国艺术中归纳提取出他们的共项(本质)“中国性”。

　　笛卡尔和英国经验论思想家把西方哲学从关注客观世界导向关注认识主体，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和贝克莱的名言“存在即是被感知”分别从理性和经验角度强调的认识主体对认识的重要性，同时置疑了未经理性和经验证明的上帝的存在，其对人类的贡献是从理性和经验的角度否定了结论的任意性，推动了科学论证方法和感知方法的发展，今天的很多科学仪器，如显微镜、X光机，不过是人类感知系统的延伸，今天的论文和各种方法论不过是笛卡尔论证方式的延续，我们所说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对笛卡尔和英国经验论强调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的承认。

　　结构主义应当说是对本质论和主体论的补充，对本质论的补充在于它注意到了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语言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仍以“中国性”和 “现代性”为例，结构主义的补充表现为事物的本质不但在于不同的中国艺术的共性和不同的现代艺术的共性，还在于其与“非中国性”(如“西方性”、“美国性”、“日本性”等等)和“非现代性”(如“传统性”、“原始性”、“后现代性”)的区别，相区别的对象不一样，“中国性”、“现代性”的内涵也不一样。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共同强调了语言与认识的关系和对认识的影响。后结构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毋宁是结构主义的修订版。

　　如此简短的文字肯定无法详尽概括西方哲学史，只要能说明结构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和对我们的“拿来”价值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和西方哲学家一起捉他们前辈身上的理论跳蚤，更没必要跟随他们的哲学史脚步超越他们的前辈，我们没有受他们前辈的思想“毒害”与制约，也不对他们哲学的真理性负责。即便我们有“助人为乐”的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希腊文不说，能同时精通德文、法文的中国人有几个？就算精通，能用西方语言进行哲学思维的又有几个？用汉语替西方人进行哲学思维，他们不知道！就算通过几乎不可能的翻译好不容易让他们知道了，能给中国带来的“后殖民荣耀”(王南溟)还不如张艺谋在加纳电影节得个奖或者刘翔在奥运会拿个跨栏冠军。

　　三、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从历史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　　

　　我们再来看看结构主义在西方批评史中的意义和对中国文艺批评的价值。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对历史语言学的纠正，结构主义语义分析则是对历史主义(historicism)批评的纠正。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文本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在历史中各种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文艺作品得以产生并具有了自己的特性。基于此种认识，历史主义批评家所理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历史的“还原”工作， 即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 试图再现作者的原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反思性、实证性的，它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中国的红学研究便是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典型，研究人员考证大观园的原形和原址，曹雪芹的人生经历甚至家谱，仿佛要从小说回到当时的社会。中国古诗的研究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经常从作者是仕途的挫折阐释诗的“原义”或曰作者的意思，再配以体现个人高深修养和独到品位的感悟式“赏析”，而这种没有客观依据的感悟式“赏析”恰恰是历史主义要唾弃的。

　　结构主义抛弃了在作品外面寻找答案的做法，回到作品本身，但并没有回到历史主义以前的那种感悟式的“赏析”上面，而是采取结构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的分析方式来确定作品的语义与结构。国内这方面的出版物已经很多了，本文、语境、语义、隐喻等概念已经成为批评文章的常用词，但基本上都是当作时髦的标签来用，而不是读解作品的钥匙，因此经常使本来清楚的意思反而费解了。这里面当然有使用者自己的责任，但翻译出版界只引进原理论著作，没有引进用这些理论进行作品解读的论文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这样只能使大家争相使用更时髦的标签，有了后结构主义，就淘汰结构主义，完全不顾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继承的一面。加上用的理论标签用得越多理论性越强、水平越高的集体误区，便形成了批评文章的普遍宏大叙事。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符号学(semiology)和语义学(sementics)是三位一体的法国货，使用这些 “学”进行批评的也主要在法语圈，英美文学研究使用较少，我在美国读书时，美国老师和同学关注的主要是作品情节(plot)中体现出的人物性格的独立性 (independence)和强大与否(powerful)，作品分析之粗糙令人难以置信，连“中心思想”都不管。由于我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法语，有幸接触到法国老师和论文对文学作品的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在本文中提供分析案例，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加以介绍。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具体的案例分析要比原理论重要的多。再有就是结构主义语义学已经被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理论等被称为“后现代”的思想和理论所吸收(尽管是批判式的吸收)，也是由于篇幅关系，不能在此加以说明。

【编辑：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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