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老栗在艺术家圈内已经小有名气。他1978年从美院毕业后进入了当时极具影响的《美术》杂志，并以此为平台顶着压力推出了若干艺术家，其中被人提及最多的是1981年的第1期杂志。那期杂志发表了陈丹青的作品《西藏组画》，并且在封面上刊发了罗中立日后最负盛名的油画《父亲》。1983年从《美术》辞职后，老栗去了《中国美术报》任编辑，后者随即成为了“85美术思潮”最为前沿的艺术阵地，包括高名潞、范迪安等日后知名艺术评论人均参与过学术讨论。

　　老栗的妻子廖文当时也和老栗从事相同的工作。据廖文回忆，当时老栗家几乎24小时都有人，说那是个招待所也许更加贴切。房间里烟雾缭绕，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都云集于此。有的是来“朝圣”，大部分是拿着自己的画作来请老栗指点一二，这些人里就包括后来名噪一时的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等等。最为夸张的一次情况是，小小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屋子住下了近30人，里屋的人想去外面上个厕所都要小心翼翼，怕一不小心踩到谁。多年之后，王广义在与廖文谈及当时的情形时颇为感慨，他半开玩笑地说在老栗家“一不小心就踩中一段历史”。

　　1993年11月，安德鲁?所罗门在拜访了老栗之后回国，他很快撰写了一篇名为《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吼叫》的文章，详细阐述了以老栗为中心的中国当代艺术圈现状。随后该文刊登在了当月的《时代周刊》上，而封面则选用了方力钧那幅著名的《打哈欠的人》。

　　在“小房间群体”被安德鲁?所罗门曝光之后，老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应付前来讨教的艺术家，还得抽时间接待蜂拥而来的中外媒体。如果翻阅90年代与中国当代艺术相关的报道，基本上文章里都少不了老栗的身影，他被塑造成中国当代的艺术学术权威，言辞严肃，举足轻重，所有经他口出来的词语，诸如“玩世” 、“波普” 、“艳俗”等几乎都被载入史册。老栗的“教父”形象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奠定，而跟随“教父”的艺术家们也从那间狭小的房间走了出来，迅速奔向了西方世界。

　　老栗并不喜欢应酬，但是人家大老远来了他也不好意思不接见，廖文说老栗是“烂好人”，对外就说不出一个“不”字。不过有得有失，借此机会，老栗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频繁出国，参与到诸多国际策展中。不过老栗很快感到外国人看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是看个热闹，他们并不理解中国。他把自己出国参展的心得写成了一篇名为《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春卷”》的文章，文中他写到：“春卷不需要发言，也不需要被理解，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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