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艺术能够锐化我们的感觉

　　记者：您简单介绍一下您创作作品的背景和灵感吧？
　　
　　舒群：当时我画这张画，是因为看了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当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的一本杂志，叫信使，当时它带来很多新知识，在文革时期是见不到的。所以我的画跟西方进来的新知识有关系。当时信使杂志上有一张照片，就是其中很像我这个建筑物，就是有一半，当时没有其他的，后面像夜空这样的效果，十字架，还有地球的，像月球一样的这个地表，这个都是我加上去的，这样有一种荒原感。因为我们上一波艺术家，都是像罗中立这样的艺术家，画的父亲，还有陈丹青画的西藏国画，那个都是我们民族的，最古老的自然主义，就是农业社会的一个面貌，就是我们父辈的面貌，但是我们看那个画就已经很遥远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告别了，就是叫父亲。我们这一代和父亲就两回事了。但是当时我们又没有找到一种新的形象。就比如说后面方力均画的光头，是一种新形象，有点中国城市人的感觉，是第一批城市人。我们这个时段，我想我们已经意识到城市文化要到了，就像父亲代表的那种文化是一种乡村文化，而我们感觉到乡村文化肯定是远去了，应该是一种新的逻辑，就是说的城市文化的逻辑，所以我画的有点是城市文化的逻辑。比如说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有点城市规划的图纸一样。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崔健有一首歌叫《一无所有》，但是城市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的，我们是在荒原上建立这座城市，所以当然是一无所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月球地表的感觉就是荒原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把中国的城市文化建构起来，需要什么？十字架，就是意志，只有我们心里面的意志，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文革的时候广播里面经常说一穷二白嘛，所以说中国的城市文化是在一穷二白，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之上建立起来，所以我想差不多是这么一个逻辑。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您就预见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往城市化这样发展，还是说您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这幅作品新的感受。
　　
　　舒群：当然是回过头来。当时很朦胧，为什么我画很理性的结构——当时我们把这个绘画命名为理性绘画，就是城市肯定是一个理性结构的，西方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马克斯·韦伯，他有一个概念，叫合理化铁笼。所以我觉得，后来当我了解了这个理论以后，我一看我这个就是合理化铁笼，就是这个逻辑。
　　
　　记者：您也是作为当代艺术三十年的直接参与者，您回顾这三十年，对您个人创作历程来说经历过怎样的变化呢？风格上或者说思想状态上？
　　
　　舒群：我觉得很明显从我们这一批艺术家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就再有没有调头，不可能回到乡土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的确起到了一个时代精神的传达。我记得比利时有一个杰出的设计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给我很深的印象，叫做“只有艺术家才是伟大真理的不倒翁”，我想什么叫伟大真理呢？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一个新时代到来了，但是作为广大民众，即便是感觉到了，不一定表达出来，艺术家比较伟大的地方，或者说他的这种，他的独特性，他的一种特质就是能够把一种新感觉表达出来。俄国有一个批评家有一个说法，他说“艺术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打断平常的反映重塑普遍感觉”。从我们当时的画坛的常规的状态来说，它还是相同的逻辑，但是整个时代发展的结构，经济改革以后，整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以后这个逻辑就变化了，所以说由此可见，当然有一个普遍感觉，就是一定是要跟上。所以说艺术家能够提前把这个普遍感觉表达出来。
　　
　　记者：非常敏锐。
　　
　　舒群：对，他比较敏锐。所以艺术家就有一个作用，现在电脑里面有一个技术语言叫锐化，它可以锐化我们的感觉，锐化我们的直觉。那么这样一来，不然平常的感觉可能是散乱的，但是由于艺术家的浓缩，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这个时代的课题不同了。所以某种角度来说，我们被称之为理性绘画的画派，它为中国当代艺术建立了一个LOGO，一个像广告词，发布了第一个广告词，或者一个广告的默认主页，广告的画面，这个很重要，这个广告的画面很重要，这会让广大民众哗地一下知道，我们已经到来了一个新时代，已经告别了农业社会。伏尔泰当时有一个概念，多少有一点贬义，叫一个浑身生满脓疮的乡巴佬，他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形容农业社会。所以由此可见和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一个社会比，一个农业社会它在管理上是有很多问题。当然我们今天的时代可能又迎来新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合理化铁笼，我们已经成立了，技术已经高度的发达，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比如说北京，已经成为一个合理化的铁笼了，上海都是这样。于是新问题就到来了。所以我注意到这三十年的变化，你注意，就是当代艺术的写作，从重到轻，我们理性文化这一块都比较重，比较崇高的，这种庄严的、静穆的，都是一种，比如说这个结构，这个十字架，也包括我觉得像张培力的手术手套，板着面孔的这样的一种图像等我们越往后走，就越轻，越明快，或者说叫轻松。当然材料是开放的，但是它的那种灵动感、这种轻就意味着是一种新的倾向。比如说我最近的作品，我画的一个工农兵系列，相比我以往的东西也变的轻了，轻了就是克服重。当技术决定论统治一切以后，技术仿佛是一匹烈马，或者是一匹骏马，这匹骏马如果我们骑上它，它将是我们身体的工具。文革的时候有一首歌，叫祖国建设跨骏马。但是一旦祖国建设不是跨骏马，而是拖到马下来了就完了，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金钱社会速度太快了，很多市场的那种泡沫，发展超速，超速了以后我就想我们能不能驾驭它，驾驭不了这匹马就变成了一匹疯掉的马。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当代艺术在努力克服这种危险，它走的越来越轻，我想与这个是有关系的。
　　
　　记者：好的，谢谢舒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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